① 朋友們幫我瞅瞅
銀幣作假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很盛行，當時上海有個麒麟錢幣社，常做一些珍稀銀、銅幣偽品如「浙江光緒元寶七錢二分」、「陝西光緒七錢二分」、「雲南春季七錢二分」等來迷惑錢幣收藏家，曾使許多收藏家屢屢上當，從而激怒了僑居上海的奧地利收藏家耿愛德。耿愛德向公眾租界的巡捕房以偽造貨幣罪告發平玉麟。現在，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計算機的普及，今天銀幣作假幾乎到了猖獗的地步，走進各地古玩市場，見到的幾乎都是假銀幣。
假銀幣之多，實在是讓許多銀幣愛好者望而卻步，不敢涉足；那麼究竟怎樣才能鑒別真假銀幣呢？
搞清楚假銀幣的種類是正確鑒別銀幣的基礎。舊版、新版假銀幣的種類很多，從其性質上分，有臆造幣、偽造幣、仿造幣、後鑄幣、改制幣等；從製作工藝上來分，有翻砂和機制兩種。機制又分粗版和細版。從質地上分，有銀質、合金和銅芯鉛外鍍銀等；真是五花八門，不勝枚舉。
1. 臆造幣
臆造幣是偽造者在真品式樣以外自行設計偽造的贗品。通常，臆造幣有兩類：
一是以封建帝王、皇後、名人、歷史事件等做題材配以怪異圖案、文字，加以修飾。如常見的有道光帝後、同治帝、慈禧太後、光緒帝、宣統帝等帝後像臆造及一些反映民國時期的著名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臆造幣。
二是利用清末、民初時期沒有設立錢局開造銀幣的省或一些造幣廠銀幣面值沒有造齊全的情況自行臆造補齊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銀幣。如山西一兩、山東一兩和半兩銀幣，一元、五角面值的四川盧比等。
2. 仿造幣
仿造幣是指按照真品的式樣仿造的贗品。通常偽造銀幣中的珍品，其式樣完全與真品一樣，有較強的欺騙性和迷惑性，仿造銀幣有兩種：
①採用開模機製法，即聘請造幣廠雕刻師雕模，再用機器製造，做舊。有的做的真是惟妙惟肖，蒙騙了不少收藏家，在仿製銀元中，還有一種用紅銅、黃銅、合金等材料仿製的「樣幣」。常見的有「廣東七錢三分」「七二反版銅樣」和「民國二十一年三鳥幣銅樣」等等。
②翻砂法也是仿製銀幣的常見手法，是用真品或者開模機制的偽品做母錢，使用低廉的金屬翻砂製造，然後鍍銀。這種假幣前幾年很多，特別在雲南邊界地區，仿製的銀幣以袁世凱頭像等低檔幣為主。他明顯的特徵是：在幣面常呈現細小的沙眼，其重量、尺寸都與真品有明顯的差別，比較容易辨別。
3. 後鑄幣
後鑄幣是指造過的正規銀元的幣模被後人所製造出來的銀幣。如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京局造光緒銀幣一套5枚的幣模是德國造幣廠刻的，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京局停辦。民國年間，有造幣廠員工私自攜帶該銀幣幣模4種及少量一角、二角試樣幣，將該幣模賣給天津的大收藏家方若。後方又賣給陳仁濤，陳後來拿該模私自鑄造了京局一元、五角和五分等幣。
4. 改制幣
改制幣也是銀幣作假的慣用技法，是用粘貼、改刻、鑲拼等手法將普通幣改製成珍稀幣。如「湖北光緒本省七錢二分」，存世量非常少，偽造者將普通銀幣「湖北光緒七錢二分」背面的花星颳去，嵌上用銀片製做的「本省」二字，即成了罕見的「湖北光緒七錢二分」了。象類似的還有「甘肅」二字的袁世凱頭像銀幣，二十一年的三鳥銀幣等等，其制假手法大都雷同。
鑒別真假銀幣主要從銀幣的顏色、形制、重量和聲音四方面入手，需要仔細觀察加以比較；
①顏色：白銀的顏色是一種特殊的金屬色澤，白潤而沉穩。偽品的色澤浮而觸目，銅質鍍銀的假幣，新時色澤發亮，但時間一久，其外緣、花紋突出就會顯露銅色；鉛質假幣色澤暗淡無光；成色低劣的假幣色澤灰暗，有時候會呈現出紅、黃色，這是銀中摻入紅銅、黃銅所致。
②形質：從形質來看，真品規正，文字和圖案挺拔自然，邊道、邊齒疏密有序，而偽品文字圖案肥軟萎靡、模糊走樣，甚至有誤差；邊道、邊齒生硬呆板。
③重量：真假幣一般有統一的重量；我國近代機制銀幣絕大多數是庫平七錢二分，重量在26克左右，誤差不超過千分之三。（自然流通磨損造成的不高於0.5克的減輕是正常的）
④聲音：銀幣的聲音也是鑒別真假銀幣的重要依據之一，可以用左手拇指指尖輕輕捏銀幣中央，右手持另一枚銀幣敲其邊緣聽其發出的聲音。真銀幣發出的聲音，婉轉純正；而含銅量較高的銀幣發出的聲音高而尖；銅質鍍銀的假幣聲音尖銳短促；夾錫夾銅的假銀幣聲音呆滯，沒有轉音；挖補銀幣聲音低啞；全鉛假銀幣聲音黯啞，俗稱「啞版」。聽聲音是基本功，要多聽多比較，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鑒別珍稀銀幣的時候更要格外小心留意，最好能夠用真幣或者清晰放大的照片或者精製的拓圖進行仔細對照。遇到在文字圖案方面有細微差別的銀幣時，千萬不要輕易的認為是另外一種版別，因為珍稀銀幣的樣版往往只有一個版別。 這些你可以參考下
② 論我國國防建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發展，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形勢不斷地發生著重大的變化，許多國家，尤其是那些軍事強國都爭先恐後地將現代科學技術成果應用於軍隊建設，不斷地更新軍隊的武器裝備，提高後勤的保障能力等等，使軍隊的質量水平不斷提高，力求保持其在世界范圍內的軍事優勢。到20世紀中葉，軍事發展進入到了導彈、核武器時代、熱核時代，軍隊的摧毀破壞能力達到了極點，以致到了不得不採取多種手段限制這種能力的地步。同時，我們還面臨著一場新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威脅，而這場戰爭將是鋼鐵和技術的較量。在這一國際大背景下，形勢逼人，不進則退，而此時新中國百廢待舉，剛開啟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如何進一步保衛我們的革命成果是我軍面臨的艱巨課題。
與此同時，在建國初期我軍戰鬥力總體構成中，卻存在著若干薄弱的環節，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科技能力的薄弱。抗美援朝戰爭中，技術裝備的落後，使我軍遇到的困難與付出的代價前所未有。聶榮臻對此教訓感觸尤其深刻：「朝鮮戰爭停戰以後，經常引起我們不安的是，在軍事技術方面遠遠落後於我們當時的敵人，如何逐步改變這種新狀況，這是我們經常思考的問題。隨著現代技術的迅速發展，這個問題也越來越顯得突出了。」[1]聶榮臻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號召人們都應具有時代緊迫感：「各個工業部門都要有個國防觀念，都要為國家為人民的安危負責。」[2]我們只有從自己的實際出發，積極發展自己的科學技術，用尖端的武器裝備我軍，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因此，聶榮臻發出了「發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的吶喊，「我們必須高速地發展科學技術事業，而不是中速度，更不是低速度。」[3]
新中國成立後，帝國主義不僅對我國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而且對我們進行核訛詐，嚴重地威脅著新中國的安全。我們面臨著一場新的侵略戰爭的威脅。「帝國主義敢於欺負我們，就是因為我們落後。為了擺脫被動局面，我們就得盡快前進，這就需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4]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以非凡的氣魄和遠見卓識，作出了要在我國研製原子彈和導彈的重大決策。聶榮臻對國際形勢和黨中央的指示精神認識透徹， 1956年5月，他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陸、海、空軍都已經逐步採用各種導彈作為制式裝備，並且還在大力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英、法等也在大力進行各種導彈的研製工作。由於噴氣技術、流體力學、電子計算機等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各種導彈作為軍隊武器裝備有很廣闊的前景。為適應我國國軍防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必須立即開始導彈的研製與幹部培養的工作。要以最大的速度在幾年內解決一種或一種以上導彈的研製問題。中國必須發展科學技術，尤其是要掌握尖端技術的思想，「科學技術非常落後的中國，要想不受外國列強的欺凌，也必須擁有導彈，核武器」。平衡來源於力量，和平依賴於威懾，所謂道德與正義，只有實力相等才能提出來討論。聶榮臻提出，「打破核壟斷是防止核戰爭，保衛國家安全的最有效辦法。」自從美國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以後，核武器就成了一種外交語言。聶榮臻說；「剛剛站立起來的新中國，要想不再重復被屈辱的痛苦，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掌握最先進的武器，以便在我國遭受帝國主義核武器襲擊時，有起碼的還擊手段。」[5]中國不但要發展科學技術，而且要掌握尖端的科學技術，要在高科技的領域爭得一席之地。
發展尖端國防科技既是軍事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尖端國防科技水平是一個國家軍事實力和戰爭潛力的重要標志，是保衛國家安全的支撐力量。歷史證明，誰能佔領軍事科技的制高點，誰就能在國際事務中獲得更多的主動權。對這個問題，聶榮臻自然有著獨到的戰略目光。他明確地指出：「尖端什麼時候過關，這不但是個軍事問題，而且也是政治問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天天在猜我們『兩彈』什麼時候出來。他們最害怕中國人民擁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國人民有了這些武器，他們向世界人民的訛詐就徹底地全部破產了。」「他們最害怕中國擁有原子彈……他們每隔幾個月就猜測一次。認為中國有原子武器，對他們的實力政策、威懾力量是一個最大的挑戰。」[6]五十年代中期，針對經常受帝國主義欺凌壓迫的局面，聶榮臻高瞻遠矚，力主堅持搞「兩彈」，他認為，我們應積極發展以導彈、原子彈為標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遭受帝國主義核武器襲擊時，有起碼的還擊能力。而且，「兩彈」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結晶，堅持搞下去，還可以帶動我國許多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他召集有關部門認真研究，得出了「只要堅持攻關，加上政策和措施得當，爭取三五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結論。這一思想得到毛澤東、陳毅元帥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大力支持，陳毅元帥表示：一定要把我國的尖端武器搞上去。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桿現在還不太硬，你們把導彈、原子彈搞出來了，我的腰桿就硬了。[7]我國國防科學技術事業的建設和發展，提高了我軍的戰鬥力和威懾力，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對遏制世界大戰和核戰爭，維護世界和平有著極大的作用。鄧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對此中肯地評價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8]
二、確定立足現實，著眼未來的國防科技發展目標
國防科技現代化建設需要確定明確的目標。發展科學技術，就如同指揮戰爭，必須有戰略規劃。聶榮臻認為，有了戰略規劃，就有了前進的方向，有了攻關的目標。「在我們這樣一個科學技術十分落後的國家中，要向科學進軍，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絕不是一聲號召就能解決問題的。它涉及到許許多多復雜的組織領導工作，而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一個切實可行的長遠科學研究規劃。」[9]只有確定奮斗目標，我們才能把有限的物力、財力和人力集中到科學技術發展的主攻方向，盡早地實現突。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多次強調，要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技術引進來，把我國科學事業最緊缺而急需的門類補起來，努力提升我國科技水平。聶榮臻遵照這一指示精神，積極參與領導制定國防科技發展規劃，1956年4月12日，聶榮臻簽發了《對十二年科學規劃中國防研究項目的意見》，從發展方向提出有關國防工業今後12年的規劃要求，提出發展「原子能技術、噴氣與火箭技術、半導體技術、自動控制技術」等五項尖端技術。這五項尖端技術當時被譽為中國科技發展的「五朵金花」。在正確發展戰略指導下，聶榮臻領導培育的這「五朵金花」結出了導彈、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等豐碩成果，極大地增強了我國的國防實力，也促進了國家科技進步和國民經濟的發展。
國防科技現代化發展規劃，要立從我國的實際出發，立點要高。據聶榮臻回憶說，對這個規劃的總的方針和要求，周恩來做過明確指示：「這個遠景規劃的出發點，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來，把我國科學事業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根據世界科學已有的成就來安排和規劃我們科學研究工作，爭取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能夠接近世界先進水平。」[10]但解放初期我國科學研究事業的家底非常薄弱，科學研究機構和科研人員很少，學科和門類空白和缺陷很多；設備、儀器和資金非常缺乏；國民經濟和國防需要的重要學科和現代化的一些科學研究工作完全是空白。這就是新中國發展科學事業的起點。在制訂十二年科學規劃時，聶榮臻根據中國的實際，提出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必須建立世界上已有的，又為我國國民經濟和國防所必需的尖端學科，如噴氣技術、計算技術、原子能和無線電電子技術等。」 [11]
國防科技現代化發展既要立足於現實，又著眼於未來。聶榮臻在立足現實從實際出發的基礎上，更加註重著眼未來，更加註重著眼於國防科技事業的發展前景。聶榮臻在立足現實從實際出發的基礎上，更加註重著眼未來，注重著眼於國防科技事業的發展前景。他強調：「制定科學規劃或計劃，既要有迎頭趕上國際先進水平的雄心壯志，想得遠些，不怕失敗，又要有腳踏實地的科學態度，重視客觀規律，千萬不要規定那些力所不及的項目」。[12]他根據科研的特點，總結出了符合科研工作規律的「科研三步棋」的思想。在1962年2月給周恩來的報告提出：科研「就是在一定的計劃時期內，研製工作要同時安排三個層次的型號：正在試驗、試制（生產的型號）；正在設計的新型號；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的型號。這樣安排，可以加強研製工作的計劃和預見性，並使不同層次的型號互相銜接，交替進行；預研工作也可以得到相應的落實。對同一型號而言，『三步棋』是預研、研製、小批生產三個階段。」[13]「科研三步棋」的關鍵是要正確處理預先研究與型號研製的關系，其核心是要有必要的技術儲備。
從「三步棋」的戰略指導思想出發，聶榮臻對國防科技的一系列發展項目都提出十分富有見地的意見，有利地推動了「兩彈」攻關乃至整個國防科技事業的進程。
在發展導彈問題上，聶榮臻指出；「搞導彈必須具有戰略眼光，做這一步一定要想到下一步。五院有這樣的設想是很重要的，有些就可定下來，有些還要繼續收集資料。地地系統就先這樣定下來，要搞三班，從三班倒去考慮安排力量：一班搞中近程戰略導彈，一班搞近程戰略導彈，另一班搞更遠的型號。由近程到洲際，中間可再搞個幾千公里的，有一個階梯可能更容易些，更穩妥些。」[14]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導彈的研究工作階梯前進，有條不紊的發展，至今它已成為國防戰略武器中的一把重要的「殺手鋼」。
在軍隊艦船研究工作問題上，聶榮臻也向有關部門提出了由初級到高級，現實與長遠相結合的要求。並且他還特別闡述了「欲速則不達」的道理。遵照聶榮臻的指示，有關部門調整了從仿製到自行研製的關系，確定了由「兩艇一雷」（魚雷快艇、潛艇和魚雷）到「兩艇一彈」（快艇、潛艇和導彈）的發展方針。這樣一來，先通過仿製，消化吸收他人的科研成果，鍛煉提高自己的隊伍，進而及時轉入自行設計，使我軍的艦船研製工作少走彎路。
三、走獨立自主為主，力爭外援為輔的國防科技發展道路
1956年，聶榮臻堅持馬克思主義重點論和兩點論，結合我國實際，在《加強我國研製導彈問題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我們對導彈的研究製造應採取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為輔的方針。」[15] 1958年8月，在簽發《關於12年科學規劃執行情況給中央的報告》中，把「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爭取蘇聯的援助，並注意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作為5條基本經驗中的第一條經驗。
聶榮臻堅決反對科學技術上的盲目自大、閉關自守。他認為在強調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努力爭取外國援助和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以促進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學習和利用別國已有和先進科技成果，為我所用。1963年5月，他在工業交通企業技術工作座談會上談到，為了更快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一條很重要的辦法是引進國外技術和我們自己的研究、中間試驗、設計工作相結合。這兩方面都要搞，要結合。光是自己從頭摸起，那就會慢得多；光靠買國外技術，自己沒有一個班子來消化掌握並進一步發展，那就擺脫不了依賴局面。所以兩方面要結合，要抓兩手。要根據需要和可能，好好議論一下，做周密的調查研究（國內、國外情況），看看要搞哪些基本技術、新工業，每項不要多，搞一兩個『樣板』，向國外引進，自己來消化、運用，並且進一步發展它。」[16] 同時，他又強調了重點論，指出引進技術的目的是為了自力更生，這一點認識必須非常明確。他認為：中國這么大，人口這么多，辦什麼事情都應該以自力更生為主，尤其是在尖端科學技術和軍隊的先進武器裝備方面，更應該強調自力更生。我們不能自甘落後，也不能迷信外國、依賴外國、「以洋為貴」，應該自力更生，勇於探索。因為，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把最先進的技術交給中國。「武器裝備依靠進口技術搞現代化是妄想，我們不能靠進口買個現代化，還是要立足自己動手，以自力更生為主，當然不排除引進個別關鍵技術。至於整套引進，那是作夢。」[17] 有的問題由於我們的自然資源、技術、經濟條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國內外沒有現成的成果可供參考利用，更需要靠我們自己加緊研究、試驗。
要處理好自力更生與技術、設備引進的關系。「科學技術後進的國家趕上先進國家的重要經驗是迅速掌握世界科學技術的現有成就，避免不必要地從頭研究國外早已解決的問題。」但是，「不去安排與之相配合的研究試驗，不認真花功夫去消化它，也是片面的。」[18]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目的在增強自己的自力更生能力，應該注意和我國自己的研究、中間試驗、設計工作相結合，培養自己的獨立能力。我們學習引進國外技術成果的工作做得好，就能迅速地加強科學技術上的自力更生的力量。光靠買國外的先進設備或技術，自己沒有一個班子來消化、掌握並進一步提高，那就會擺脫不了依賴局面。如果自己不搞研究、試驗、設計，就消化不了，就不能變成自己的東西，更不能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引進技術，一定要和自己的研究、試驗、設計工作結合，要依靠自己的隊伍，而且這些工作量，對此決不能低估。1979年，他在與劉華清談武器裝備發展問題時再次強調：「我們不要只要武器，一定要注意買專利。引進的目的主要還是通過仿製研究，從而為今後自力更生地設計製造我們自己的東西創造條件。同時，我們的外匯有限，要把錢用在刀刃上，不能什麼都想買……要看到我們自己的技術力量和技術人員的積極熱忱。」[19]
四、系統安排，大力協同，重點突破，推進國防科技現代化的發展
面對當時落後的國民經濟基礎和相當嚴峻的國防科技狀況，聶榮臻認為：「各方面的科學技術力量應該貫徹全面安排、重點突出的原則，分工協作，形成全國的科學技術工作體系。」[20]「科學技術工作必須有全面觀點，各門學科、各門技術都是相互聯系的，沒有哪一種科學技術是不需要的。」同時，「在全面安排的時候，必須抓住重點，而且重點還應該突出。為了組織必需的人力、物力攻克國家目前所急需的或薄弱的環節，必須有所側重。」[21]以點帶面，促進科學技術的全面發展。
在全面安排、突出重點、以點帶面的原則指導下，聶榮臻對國防科技現代化發展做出了妥善的安排。一是從全局上確定重點發展尖端武器的原則，在尖端武器發展方面又進一步明確了「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的方針，帶動了高溫材料、化工材料、高能燃料、無線電電子學、計算技術、遙測遙控技術等學科的發展；二是常規武器領域也分別明確了各自的發展重點，如陸軍武器以防空和反坦克武器為主，軍用飛機以殲擊機為主，海軍武器以「兩艇一雷」為主，等等。在處理國防科技發展中的各種關系時，他做出了明確的指示，在科研與生產的安排上，以科研為主。在尖端與常規的安排上，以尖端為主。在尖端方面，先抓導彈，再抓原子彈，沒有導彈，原子彈難起作用。在導彈方面，以自行設計的中遠程地對地導彈為主。由於各種導彈的技術原理差不多，地對地導彈突破了，就容易帶動其它類型導彈的突破。在確保「兩彈」（導彈、原子彈）及其配套設備的前提下，再按空軍、海軍和陸軍大型設備的順序安排科研任務。他還生動地把這比喻為「這好比過河，大家都想過，但橋就那麼寬，誰先誰後，得排隊，否則一擁而上，就誰也過不去。」[22]
確立國防科技發展的重點後，關鍵在於選准突破口。為了選准突破口，聶榮臻一直在思考：在武器裝備科學研究方面，薄弱環節究竟在哪裡？經過認真考察、再三斟酌發現：新型原材料、精密儀器儀表和大型設備這幾個方面當時都過不了關，是我們發展尖端技術的主要障礙。因為現代化高性能的武器裝備，尤其是導彈、原子彈、高性能飛機，對新型原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沒有各種耐高溫材料，高能燃料，許多性能不同的特種材料，精密合金，半導體材料，稀有金屬元素，人工晶體，超純物質，稀有氣體等新型材料，不僅「兩彈」本身和許多零部件以及配套設備過不了關，而且軍工、民用的大量電子元器件，精密儀器儀表等科研項目也過不了關。為此，聶榮臻指出：一家人過日子，少不得柴米油鹽醬醋茶，這叫開門七件事。依我看，新型原材料、精密儀器儀表、電子元件、精密機械、特殊設備、測試技術、計量基準，就是辦國防工業和尖端科學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因此，明確指示：「力爭經過兩年或三年的努力，做到過技術關，基本滿足試制國防尖端的需要。國家科委要以這些項目為重點，抓深抓透。」[23]
在聶榮臻的領導和支持下，國防科技「開門七件事」，經過有關單位的積極努力、艱苦奮戰，件件得到了落實，清除了障礙，基本上滿足了導彈、原子彈研究和軍工、民用部門的需要，為我國國防科技事業的飛躍創造了必要條件。到1965年7月，我國試製成功的新型金屬材料、新型無機非金屬材料、新型化工材料共12800多項，品種上可以滿足導彈、原子彈、航空、艦艇、無線電方面科研和生產需要的百分之十以上。許多過去靠進口的新型材料，基本上能夠自己解決了。在合金鋼方面，列入國家標準的二百多個品種已經大多能夠生產，稀有金屬的研究生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特別是經過攻關，初步建立了立足我國資源條件和有用條件的合金鋼系列。在儀器儀表方面，經過有關單位的積極努力、艱苦奮戰，從而突破一個又一個難關，基本滿足了導彈、原子彈研究和軍工、民用部門的需要。
組織國防科技的全國大協作，集體攻關。發展我國國防科學技術，增強我軍實力，尤其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組織全國大協作，集中力量攻關。聶榮臻十分重視貫徹全國一盤棋，盡心進行協作的方針，他多次告誡我們：「在突破尖端方面，集中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僅是游擊隊是不行的，必須組織主力兵團，形成拳頭…才能解決戰略任務。由於我國當前技術力量和各種條件有限……能集中全國力量來搞，不能各搞各的，不能分散力量，不能互不服氣。一個研究機構、生產部門、教育部（指高等技術院校）和使用單位必須緊密結合，擰成一股勁，全國一盤棋，上下一本賬，要搞共產主義協作，互相幫助，而不是搞資本主義的爭名壟斷和相互封鎖、競爭。這樣，新產品、尖端的東西才能搞出來，國防科學技術才能高速發展。」[24]國防科技中的導彈、核武器、飛機、艦艇等都是十分尖端而廣泛的技術領域，絕非哪一個部門所能包括得了的，事實上也沒有這種必要。如研製核潛艇涉及27個省市和上千個科研、生產單位。這方面的技術和問題，應由有關部門去攻關和解決。在這里，研究院和軍工部門根據研製、生產武器裝備的需要，可以通過主管部門向有關部門提出配套要求，由各配套部門去組織攻關和生產，屆時他們保質、保量地提供配套產品。這樣，整個工作在集中統一領導下同步進行，既能保證項目上不重復，不漏項，質量上符合要求，也能避免進度上參差不齊，從而收到事半功倍之利。
在全國范圍內，把重大的、關鍵的科學技術工作，進行全面安排；把中央和地方的力量組織起來；共同完成具有全國意義的重要任務。這樣有利於形成整體互補的優勢。為此，在科研方面他提出了科研攻關的五個方面軍的思想，即國防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工業部門、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機構，他們是我國科研主力兵團中的五個方面軍，這五個方面軍必須大力協同，互相支援。為突破以「兩彈」為代表的尖端武器關，他要求地方有關科研部門對國防科研部門予以大力協助，特別是要求二機部和七機部給予對口協作。他指出，突破尖端武器研製的難關，重要的是動員全國的科技力量，開展全國性的科技大協作，他把這種作法比喻為軍事上的多兵種協同作戰。不管是擔任「主攻」任務，還是承擔「協同」任務，都是為了共同實現國家的統一目標。這有利於各方面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任務。這種集中領導，主力攻關和大力協同的做法，符合現代專業化、大協作的管理原則，非常適合於對國防大型科技、生產工程的組織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