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博興的歷史
漢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證
董永與天仙女的故事，經過歷代文學作品的加工宣染，在我國廣為流傳，近兩千年來有口皆碑，經久不衰。，作為一個平民布衣出身的孝子，不但群眾愛戴，視為楷模；而且一些文人也在詩詞、戲曲中加以歌頌，引為重要的創作素材。如曹植的《靈芝篇》、元雜劇《織錦記》、《百日緣》，後來的黃梅戲《天仙配》等等，都取材於董永與天仙相配的故事。可見，董永其人在我國的影響何等久遠和廣泛。
尊敬老人，贍養父母，是中華民族的優 良傳統，也是我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董永，對繼承和發揚這一傳統，對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那麼，董永是文學人物還是歷史上確有其人，其故里何處，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探討的。
董永是在一定社會背景下出現的歷史人物。他生活在漢代，至今已兩千年左右。漢朝建立以後，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思想領域中儒家學說占據了統治地位。由於統治階級極力地推廣和倡導，作為儒家學說的核心——孝，成為社會生活中各階層普遍遵循的道德規范，直到東漢乃至後代，其影響也是相當深刻的。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出現象董永這樣的孝子，是很自然的，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現存的資料也證實了歷史上董永其人的真實性。山東省嘉祥縣武翟山的武氏墓群石刻歷史文物就向我們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在其中的武梁石室第三石第二層右數第三個畫面即刻董永鹿車載父，田間勞作情景：樹下一鹿車，上有小罐，大概是田間勞作盛水之用，一老人坐於車上，左手執鳩杖，右手前伸，似是指點董永勞作。老人上方刻「永父」二字。其左為董永，右手執農具，回首望其父，身旁刻「董永千千乘人也」六字。董永左邊有一獸，體態粗壯，大耳如扇，長鼻高昂，是一象；董永右上方橫一圖案，有翼，有花紋，作飛舞狀，當是一鳥。《越絕書}說：「舜死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耘。」此即「象耕烏耘」之意，內含「耕耘」二字，是董永「肆力田畝」，田間勞作的形象注腳。
武氏墓群石刻，也稱武氏祠、武氏石室等，是東漢時武氏家族的墓地。清代陸續出土。武氏一家，是東漢末年的官僚地主家族，「世代為官，勢力煊赫，家財宏富，故有條件修建富麗堂皇的墓祠」。武氏祠，據其石闕銘文記載，建於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數十年落成，竣工至遲不晚於公元200年。墓群石刻取材廣泛，內容豐富，是研究漢代政治、經濟、文化的寶貴資料。武氏祠的石刻畫多取材於真實的歷史人物和故事，如荊軻刺秦王、管仲射小白、二桃殺三士等。其修建時間，與董永同代，時間甚近，而且點明了董永的故里，證實董永確為真實的歷史人物，是可靠的佐證。再者，武氏祠中的董永石刻畫面的內容，與一些文字記載是一致的，故董永實有其人是可信的。
三國時期，魏曹植在《靈芝篇》中也寫了董永的故事：「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佣作致甘肥。債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為秉機。」這是我國最早取材於董永故事的、有署名的文藝作品。可見，遠在三國時期，董永的故事已廣為流傳。
西漢末年，劉向的《孝子圖》亦有董永的記載。此書已亡佚，有關董永故事的記載僅見唐《法苑珠林》和宋《太平御覽》的引文。《太平御覽》引文如下：「前漢董永，干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有人以為劉向為前漢人，他怎能予知有後漢呢?懷疑《孝子圖》系後人偽托。《法苑珠林》卷六二對《孝子圖》的引文稍有不同：「董永者，少偏枯，與父居，乃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於富公以供喪事。……」此段文字與《太平御覽》所引《孝子圖》不盡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苑珠林》的引文中沒有「前漢」二宇，這就不好說《孝子圖}為後人偽托。《南史》卷二十二中有這樣記載：「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資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可見南北朝時尚有此書，如果說只有對董永的記述是後人妄增，似乎證據不足。《太平御覽》引文中的「前漢」二字，是否為當時編者不慎誤增，也不無可能。劉向是西漢末年人，如果《孝子圖》的記載是真實的，那麼董永當是西漢人，再說《孝子圖》即使是後人偽托，也是比較早的，亦有重要價值。
東晉史學家干寶把董永故事收在自己的《搜神記》里。他根據民間傳說，經過加工整理，寫成了《董永》篇：「漢董永，干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首段文字與《法苑珠林》所引《孝子圖》如出一轍。後邊就是董永葬父後，道遇仙女，求為妻，俱至錢主，十日織縑百匹，助永還債，事畢，凌空而去的故事。董永故事經過干寶的加工已比較完整豐滿，其情節、人物，都有所發展，為後來的戲曲等文藝創作取材所本。
一些辭書和類書也大量地記載了董永其人。
清《古今孝子所見錄》收有董永，並載「東漢董永，青州人。」
《中國人名大辭典》把董永列為我國歷史名人載入。在「董永」條下載曰：「董永，後漢干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後徙安陸……」此處增加了「奉父避兵」南遷之說。
《蒙求》一書，也收有「董永自賣」，舊注雲：「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佣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樹蔭下而營農作。……」這里對歷史上實有董永其人是肯定的。
台灣所編《中文大辭典》對董永其人也持肯定態度。文字與《中國人名大辭典》基本相同。
明代「記周秦及南宋名人」的《尚友錄》一書，收錄了董仲其人，並說董仲為董永之子。《辭海》介紹《尚友錄》是「匯編歷代人物小傳」。 (中文大辭典》介紹《尚友錄》說．「古來人物略具於是，以較史籍易於檢查，舊時多樂用之」。
被稱謂「一方之信史」的地方誌也大量地在「人物誌」中記載了董永其人。如山東省《博興縣志》、《樂安縣志}(今廣饒)》《魚台縣志》、湖北省《孝感縣志》、江蘇省《東台縣志》等等，都將董永列為歷史名人載入。所載董永故事多與《搜神記·董永》大同小異。固然，舊時修志有亂拉歷史名人的弊習，但這樣廣大的地區，都將董永視為歷史人物載入志中，肯定了歷史上確有董永其人，似亦不可忽視。
以上歷史文物、類書、辭書以及地方誌等資料，都肯定了董永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尤其是武氏祠的文物資料，可靠性更大。但是，對董永其人也有人持否定態度。如《辭海》即認為董永「是文學故事人物」。歷來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主要有兩個：一是董永其人正吏無載。我們認為，在封建社會里編寫的正史，主要是為封建統治者尤其為統治者的最高階層樹碑立傳的，就是郡守、縣令等較低一些的官僚也很難爬進正史的門坎。如上文提到的嘉祥縣武氏家族，世代為官，尚且不見正史，何況董永一個平民布衣，正史無載，這並不奇怪。歷史上正史無載的人物豈可勝數，若以正史無載為由而否定其存在，就難免有偏頗之嫌。
董永故事屬神話傳說。誠然，董永故事有著濃厚的神話色彩，但這也不能成為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歷史上，我國勞動人民往往將自己敬仰、愛戴的歷史人物加以神化，以浪漫手法編成神話故事加以傳播，以勸化人們積德向善，也表達了人們對這些歷史人物的敬愛之情。而有些民間傳說，也往往是根據歷史上實有的人物，經過藝術加工成為完整故事的。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包拯探陰曹、關公顯聖等等，都帶有濃烈的神話色彩，可誰又能否認他們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呢？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董永故事帶有神話色彩，就否定董永其人的真實存在。董永也正是依賴這浪漫的民間傳說，才流傳下來的。
董永既然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那麼，其故里何在呢？諸說基本相同。東漢時代的武氏墓群石刻中，董永故事畫面就點出「董永，千乘人也」。另外，《孝子圖》、《搜神記》、《中國人名大辭典》及《中文大辭典》也都點明了董永是漢代千乘人。干乘始於戰國時期，「以齊景公有馬千乘，常獵於此而得名。」在漢代為郡，縣名。干乘郡與干乘縣其治所均在今高青縣境東部，東鄰今博興縣。
高青縣現存志書中，均無有董永的記載。《博興縣志·人物誌)中載：「董永墓在今崇德社(今陳戶鎮)去墓數里有董家莊，永故宅也。」董家莊在今博興縣陳戶鎮，位於縣城北二十餘華里，西去漢千乘縣城遺址三十餘華里，在漢代屬千乘郡干乘縣地。董家莊即董永故里，博興縣志所載與上文辭書、類書、武氏祠等諸說是吻合的。
董家莊原有董公廟，《山東通志)說「董公廟在城(今博興縣城)東北三十里祀董永」，即指此也，今廟已不存。《通志)還說：「仙孝祠在西門內，祀漢孝子董永。」仙孝祠建於何時不詳，明代王為邦《仙孝祠記，中說：「本邑在董仙舊址，當日窘身葬父、神女助織，孝聲至今著也。我侯建祠繪象……」。文中，我侯，即指當時博興縣知縣翁兆雲。原祠已圮，明代知縣翁兆雲重修。康熙四年博興知縣蔣維藩又重建，現已無存。康熙五十八年《博興縣志》載，董永墓在崇德社。今屬陳戶鎮，原有墓碑，因日久年深，碑已不存。民國二十五年縣長張其丙重立墓碑一塊。此碑尚存。
以上資料，充分證實了博興縣陳戶鎮董家村即漢孝子董永故里。盡管舊的地方誌有亂拉名人的積習。但是，一些縣志仍然肯定了董永原籍為山東省博興縣。如山東省的《魚台縣志，載：「董永墓，舊志載，治西南三十里。按「董永，青州博興人，流寓德安，佣身葬父，感仙姬為偶事膾炙人口，雖婦人女子咸能言之，而葬魚台無考。」這里肯定了董水為博興縣人。再如湖北省的《孝感縣志》載：「董水，青州干乘人，今山東博興縣。……」一九八三年，孝感地區編寫的《孝感地區概況)在「著名人物」欄中寫道；「董永，東漢末，青州干乘人，今山東省博興縣，因黃巾起義，由山東流寓今湖北孝感……。」孝感市於一九八四年在市內所建「董永公園」中，在「孝子祠」前介紹說：「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東省博興縣。……」董永故事在湖北孝感縣流傳甚廣，影響頗深，並建園立祠紀念他。但是從《孝感縣志》到《孝感地區概況》，只說是董永由山東流寓孝感，都肯定董永原籍是山東省博興縣。
當然，把董永說成本邑名人的地方誌亦有之。如清雍正年間的《樂安縣志》(今山東廣饒縣)，即把董永視為鄉賢。，該志「古跡」篇中載：「董永祠，在城西太和庄，去家甚近，子孫至今承祀不乏。」查志中所說董永祠位於今廣饒縣西部，在漢代當為利縣地，而利縣屬齊郡，而非干乘郡。廣饒縣到隋代始僑置干乘縣，比董永生活的年代晚了五百多年。說董永故里在今廣饒縣，顯然無據。再如江蘇省《東台縣志》載：「董永，西溪鎮人。」所載董永故事基本引用《搜神記》原文，只是改「千乘」為「西溪鎮」。並說「今西溪鎮永與父墓並在。」但志書的編者又在後面的按語中寫道；「永事見《太平御覽》所引劉向《孝子圖》，其辭雲：董永千乘人，……今向《圖》不傳，史家亦不著於錄，而千乘郡乃今山東青州府北鏡，何以又為縣之西溪人耶?」志書的編者對董永為西溪人的說法就提出了異義，持否定態度。這一說也難以自立。
綜上所述，董永故里為山東省博興縣已無疑問。但是，清道光二十年《博興縣志}的編者沒有進行實地考查，以為舊志董永墓一說在崇德社，一說在龍河窪，而對董永故里博興提出了質疑。經實地考查，博興縣境董永墓只有一個，其地當時屬崇德社(現陳戶鎮)，而群眾習慣上稱為龍河窪，是同一地點兩個名稱。該志中此謬誤，是由當時志書編者的淺陋和粗疏造成的。
董永的傳說遍布我國數十省，董永遺址與紀念物，如董永墓、董永祠、董公廟等等，也不勝枚舉，尤其江淮地區，流傳更廣，影響也頗深。
既然董永故里在山東，那麼董永的傳說何以在江淮地區有如此廣泛的傳播和影響呢？董永是否曾經南徙，眾說不一。《中國人名大辭典》主張董永曾經南徙，其「董永」條下載曰：「後漢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後徙安陸……」《中文大辭典》亦采此說，「董永」釋文與《中國人名大辭典》相同。這里只說「奉父避兵」，沒有說明董永南徙的年代。清康熙三十四年《孝感縣志}載「董永，青州干乘人，今山東博興縣。早喪母，漢靈帝中平中，黃巾起，渤海騷動，永奉父來徙……」清光緒五年《孝感縣志》又照漀潬??X?搬了此段文字。這里「避兵亂」的年代和歷史背景比較明確，「兵亂」指黃巾起義。然而，黃巾起義暴發於東漢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比嘉祥縣武氏墓群石刻修建時間晚了三十多年。董永是不可能在黃巾起義時流寓安陸(今孝感)的。現尚未見到其他資料有董永南徙的記載。但並不完全排除董永有南徙的可能。
董永故事所以在江淮流域流傳甚廣，只據現已掌握的資料從其流傳的過程進行考查。其故事的傳播，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在漢代，儒家學說占據了統治地位，統治階級以「孝」教化其民，作為孝子的董永，也就成為人們道德上效仿的楷模，很快流傳開。董永故事首先在山東流傳，繼�!F<�!DA��!D3%G1饔!F2�!E3%GE!AA�!AB頡�!A3%G9%B@�!AB%GA!A1�%GF!E9%GF!D8%GE�%GA�%G4!B9%G8!BA石刻中的董永畫面，三國魏曹植的{靈芝篇》，即是董永故事在山東繼而在黃河流域傳播的反映。在三國以前，尚未見到江淮流域有關董永故事的記載。
東晉時期，隨著北方少數民族的內襲，黃河流域戰亂頻仍，長期分裂，社會極不安定，大批士族和平民相率南遷，到長扛流域定居下來。這樣，也就將董永的故事帶到了我國南方，尤其是長江流域。董永故事也就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這大半個中國的土地上廣為流傳。《搜神記·董永》，亦在這個時期出現了。這應是董永故事流傳的第二個階段。
南朝劉宋建立以後，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宋文帝的太子劉劭殺宋文帝自立，改元太初，歷史上稱其為「元兇」。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劉駿起兵討劭。因劭弒父，劉駿以「孝」為號召，收買人心，兵力大盛。劉駿沿江東下，到達新亭(今南京南)即位，其年號也以「孝」名，為「孝建」，死後謚號「孝武帝」。劉駿凡二十八子，其「字」也以「孝」排，如孝師、孝德、孝良、孝烈、孝貞、孝善、孝英……等。由於劉駿出於政治上的需要，提倡孝道。所以，為「諸德之本」的孝在社會上蔚然成風。就在孝建元年，析安陸置孝昌縣(後改孝感)，亦倡孝之意。作為孝子出身的董永，當然地成為社會上最受推崇的歷史人物之一，董永故事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播，董永墓、董永祠、董永廟等有關董永的遺跡和紀念物，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相繼出現。由於南朝宋的統治者以行政手段進行倡導，所以董永故事流傳之廣，影響之深，董永遺跡、紀念物之多，都超過了黃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