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牛方管

Ⅰ 到了商代青銅器有著怎樣的造型

商代是夏朝之後的一個王朝，它的建立結束了夏末的紛亂局面，國家的力量進一步加強。

商朝從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歷時500多年，其中以盤庚遷殷為界而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3個階段。

商朝早期指公元前16世紀至前15世紀中葉這一階段，河南鄭州二里岡文化的青銅器是商代早期的代表，二里岡包含上下兩層堆積，文化內涵極為豐富。

綜合各地商代早期青銅器物來看，一般包括：鼎、大鼎、大方鼎、鬲、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壺、瓠形提梁壺、中柱盤、平盤等，涉及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門類。較早的器類都比較簡單，但是爵、觚、斝組合而成的一套酒器已被普遍使用。

商代早期青銅器具有獨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

柱狀足成錐狀足和器腹相通，這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掌握對范芯的澆鑄全封閉技巧。

商代早期的方鼎巨大，容器部分做正方深斗形，與殷墟時期長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狀承繼二里頭文化式樣，—律為扁體平底。流部都是狹而長的形式。青銅斝除平底型的以外，還出現了袋足斝。

商代早期的青銅觚、樽、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十字形大孔，比如二里岡上層的青銅器十字形都成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道缺口，如鄭州和黃陂盤龍城都發現過這種實例。

同時，管流斜置於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後側有一大鋬可執，在這一時期內頗具特色。罍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也偏高。商代早期壺有提梁的有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矮頸且不設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銅器一般胎質較薄、紋飾簡單質朴，大多是寬線和細線組成的變形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迴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象徵外，其餘條紋並不具體表現物象的各個部位，展現了二里岡時期青銅文化特點。

此外，這個時期紋飾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了浮雕。如樽、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裝飾，所有的獸面紋或其他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底。

所有的獸面紋或其他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底，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出現。

這一時期的銅器裝飾，從整體而言有著簡單質朴的作風，多是單層沒有底紋，常見的饕餮紋常是兩個相對的夔紋所組成，並且常以圈

帶紋作為饕餮紋上下的界線。有的獸面紋更簡單，僅在扉棱兩側各鑄出一圓點代表饕餮的眼，扉棱代表獸面的鼻。也有的將夔做成同向的格局，特別突出夔的眼目。

這時還有單以夔紋為飾的，如黃陂盤龍發現的鉞，鉞體兩側和上端均飾夔紋。另外還有雲雷紋、圓渦紋、乳丁紋、直行弦紋和人字形弦紋、魚紋、龜紋、虎紋、蛇紋等。

同時，商代早期的青銅器，極少有銘文，以前認為個別上的龜形是文字，實際上仍是紋飾而不是文字。但其實這時銘文已有萌芽。鄭州白家莊發現的一件銅罍，肩部飾有3個龜形圖案，該圖案應是「A」字，是氏族徽號。

另外還有一件銅鬲，鬲上有一「亘」銘，應是罕見的商代前期的青銅器銘文。

商代早期青銅器的合金成分經測定：含銅量在67.01％至91.99％之間，含錫量在3.48％至13.64％之間，含鉛量在0.1％至24.76％之間，成分不甚穩定。但含鉛量較高，使銅液保持良好的流動性能，與商代早期青銅器器壁很薄的工藝要求是相適合的。

從一些完整墓葬發現的商代早期青銅器看，出現了不同種類器物的相互組合，這種組合常常形成一定的規律與模式，反映了當時人的生活習俗和一定的禮治意義。

商代中期是指公元前15世紀中葉至公元前13世紀這一階段，時間大約相當於中丁至小乙時期。中期作品在殷墟文化一期的如小屯墓所發現的部分青銅器。但這類器物殷墟發現並不多，而其他地區的卻比殷墟的更為典型、更為精美。

商代中期青銅器除了生產工具和兵器外，容器的種類比早期有所增加，主要有鼎、鬲、斝、爵、觚、樽、盉、壺、瓿、卣、罍、盤、簋、豆等。

爵尾與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寬，出現的圓體爵是前所未見的。斝除空椎狀足外，出現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鼓出，平底已少見。

早期出現的寬肩大口樽，此時才開始有較大的發展，如造型厚重雄偉的阜南龍虎樽和獸面紋樽是商代早期從未出現的。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還有瓿這類器形，如藁城的獸面紋瓿。

早期體型較高的罍，在這時發展為高度較低而肩部寬闊的式樣，以巨型獸面紋罍為其典型。這時的圈足器上的「十」字形和方形的孔，與早期的相比有所縮小。

鼎、鬲類器比較突出的變化是一耳不再與一足對立，形成不平衡狀，而是三足與兩耳對立，成為以後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這時澆鑄芯范懸封的方法還沒有完全解決，因而中空的鼎足還有與器腹相通的情形。商代早期從未出現的瓿這類器形，也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藁城的獸面紋瓿是其典型。

商代中期出現用雲雷紋襯底的復層紋飾，其設計和雕刻之復雜精細，是早期作品所無法比擬的。浮雕獸面紋也開始出現，但一般都比較圓渾，不似商晚期那般硬朗銳利。有的器體上開始用扉棱裝飾，顯得凝重雄偉。

商代中期的銘文沒有太大的發展，也是處於萌芽階段，一般器物也沒有銘文，但是在個別器上發現鑄有做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記。杜嶺方鼎是商代中期最大的青銅禮器，用於祭祀、飪食。和商代後期以司母戊鼎為代表的方鼎造型相比，杜嶺方鼎腹部過深，足相對較短，顯得庄嚴感不足，耳和口沿也太單薄，尚有外范接合不嚴、部分紋飾有重疊的缺點。

杜嶺方鼎共兩件。一件高1米，重86.4千克，方形，深腹，雙耳四足，腹上部飾獸面紋，兩側及下部飾乳丁紋，形體質朴莊重；另一件稍小，高0.87米，重64.25千克。

鼎是古代烹煮、盛放肉食之器，早在8000年前就出現了陶制的鼎，當時作為一種日用炊具，用以煮飯。但其真正的發展高峰則出現在商朝和西周時期。

尤其是商代，以鼎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製作最負盛名，它被視為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神器」，並被籠罩上一層神秘而威嚴的色彩。

商代中晚期的青銅器在冶煉、鑄造技藝和藝術表現上都已經達到了高度成熟的地步，能夠充分地發揮青銅材料的特點，作品被賦予某種社會意識形態的功能。

商代晚期指公元前14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這一歷史時期，商代晚期的青銅器紋飾最為發達，樣式和種類也比中期的豐富得多，在藝術裝飾方面呈現出高峰，與青銅禮器的高度發展一致。

有鳥紋、象紋、蠶紋、蟬紋等。獸面紋飾只是紋樣結構規格化的形式，所表現的物象很多。

此時的裝飾特點是集群式，以多種物象或作為主紋或作為附飾布滿器身，甚至視線所不及的器物底部也有裝飾，有的一件器物上有多達10多種動物紋。

商代晚期前段獸面紋中間的鼻準線，有的不接觸下闌底線，獸吻常連成整體而中間不隔開；後段的獸面紋往往由於獸鼻尖通到下闌底線而被分割成為兩個部分。

就表現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紋飾的形體基本上還有象徵性，除了炯炯有神的雙目外，其餘部分即使是較精細的圖像，也是主幹底紋不分、輪廓不清。

商代晚期動物形象比較具體，有的甚至還帶有寫實感，紋飾主幹和底紋明顯地區分開來。底紋通常是繁密的細雷紋，與主紋構成了強烈的對比。

紋飾的主體採用浮雕的現象很普通，同時採用平雕和圓雕相結合的手法，層次更加細膩豐富。有的浮雕表現出幾個層

次，而且一個層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這種層疊式的浮雕被稱為「三層花」。

商晚期青銅器紋飾以動物和神怪為主題的獸面紋得到了空前發展，成了古代裝飾藝術的典範。商代的青銅器矗立於奴隸制時代文化的巔峰，它的創造經驗不但直接影響了當時各個不同的藝術門類，而且直接為西周前期所繼承。

比如商代雙面神人青銅頭像，呈半人半神形象，反映了商代巫風盛熾的狀況。

巫師的職責乃貫通天地，上天見神，使神降地。商代雙面神人青銅頭像前後兩面完全對稱，一幅神秘詭異、威嚴懾人的面容，其半人半神的形象與通行於人神之間的巫師身份相符。

頭像中空扁體，兩面對稱。人首造型，面呈倒置等腰梯形，額寬，頂圓，邊直，頜方。眼眶窩凹，眼球突出，內開大孔。鼻樑修長，翼肥蒜狀，兩孔較小。嘴張齒露，中牙鏟形，側牙鉤卷。上豎方管，旁安兩耳，頂插雙角。

頂上圓管插羽冠，下部方銎安裝木柄，管銎相通。上管圓、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圓地方的理念正合，暗寓著其貫通天地之功能。

還有發現於湖南寧鄉縣黃材鎮炭河裡鄉的禾大人面紋方鼎，通高38厘米，口長29厘米，寬23厘米。是唯一用真實人面作為裝飾的銅器。禾大人面紋方鼎長方形體、兩直耳、4柱足。四角有較高的扉棱。整體顏色碧綠，器身外表四周飾形象相同的半浮雕的半人半獸的「超人」。人面方圓，高顴骨，隆鼻，寬嘴，雙目圓視，雙眉下彎，雙耳捲曲。人面周圍有雲雷紋，人面的額部兩側有角，下巴兩側有爪，軀干因器物平面表現的局限而隱去。

鼎腹內壁鑄「禾大」兩字銘文。此鼎器形雄偉，在裝飾上又以人面為飾，更為獨例。人面的形象極為奇異，給觀者一種望而生畏、冷艷怪誕的感覺，是一件匠心獨運的青銅器精品。

商、周青銅器以獸面紋作為主題紋飾較為常見，人面紋飾較為稀有珍貴，禾大人面方鼎以4個相同的人面紋裝飾器體的主要部位，更加

奇特。有人認為這組人面紋有爪而無身，屬於傳說中「有首無身」、貪吃人的凶獸饕餮一類怪神。

也有人認為，這種人面紋浮雕大概與「黃帝四面」的傳說有關，對應了古代文獻中黃帝有四面的描述；也有人說，鼎內空間正好可安放一個人頭，人面紋方鼎的4個「人面」，反映了古代「獵頭」和祭祀時使用首級的風俗。

總之，這個圖像既不能純粹歸入人，也不能完全歸為獸，姑稱之為「半人半獸」。半人半獸是我國史前圖騰中最普遍的祖神崇拜表現方式，凝聚的是敬祖情結。

我國古代傳說中的英雄或文化英雄、始祖無不在人的形象之外被加上神的力量與動物的器官，《山海經》一書就為我們留下了大量有關這些亦人亦神的始祖或英雄們的形象描述。

傳說中半人半獸的形象，是獸的形體與人的智慧的結合。因此，最原始的半人半獸可能是某種族群傳說中的祖先，也可能是某個部族的英雄，可以託名為真實的或傳說的「歷史人物」，也可能是凝聚了某種部族精神寄託的憑空創造出來的「文化英雄」。

人面方鼎表現的這個半人半獸，無疑是這個神系中的一位。人面方鼎鑄造的時代，已是有國家的文明時代，圖騰只是祖先留下的一個

文化遺產或精神主宰而已，它到底見證、紀念了什麼？

從藝術形式上看，禾大人面方鼎運用反復、對稱的裝飾手法，布局嚴密，寫實與抽象紋飾結合。4組相同的紋飾集於一身，不僅強化了裝飾主題，而且給人視覺上以強烈的沖擊，達到特定的裝飾效果，反映出商代晚期青銅器製作者已具備了較強的寫實能力和形象概括能力。

禾大人面紋方鼎雖然配置了角爪，但都是象徵性的，小到幾乎可以忽略的程度。人的形象也和真人一般，與青面獠牙、半人半獸的人面紋飾相比，不但不顯得可怕，還能給人以肅穆崇高的美感。

商代晚期的銘文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表示人體、動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較濃的象形意味。

以人體形象的文字為例，頭部常做粗圓點，腿部呈下跪形狀，這是一種美化手段，是鄭重的表示；絕大多數筆畫渾厚、首尾出鋒，轉折處多有波折。

字形的大小不統一，銘文布局也不齊整，豎畫雖然基本上成列，但橫畫卻不成排。

這些銘文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家族形態、家族制度與宗教觀念等重要問題，但其中一些深刻的內涵仍是人們無法確知的。

殷代青銅器中也有少數有較長的銘文，但時間已到了殷代晚期。這些較長的銘文內容多涉及商朝晚期的重要事情、王室祭祀活動、王室與貴族關系等，其中銘文中一些字詞的含義，以及所反映的一些當時制度的狀況，仍然所知甚少。

商代晚期又發明了分鑄法，即將青銅器分成多個部件，分別制出內范與外范，在鑄主件時將鑄件嵌入泥范中鑄接合成。最適合製作體積較大、器形復雜的青銅器，如後母戊鼎。後母戊鼎是商代後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銅方鼎，是商朝青銅器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後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偉，氣勢宏大，紋飾華麗，工藝高超，又稱後母戊大方鼎，高1.33米，口長1.1米，口寬0.78米，重

832.84千克，四足中空。後母戊鼎用陶范鑄造，鼎體包括空心鼎足渾鑄，其合金成分為：銅84.77％，錫11.44％，鉛2.76％，其他0.9％。鼎腹長方形，上豎兩只直耳，發現時僅剩一耳，另一耳為復制補上，下有4根圓柱形鼎足，是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

後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兒子為祭祀母親而鑄造的，用陶范鑄造，鑄型由腹范、頂范、芯和底座以及澆口范組成；鼎腹的紋飾有可能使用了分范；鼎耳後鑄，附於鼎的口沿之上，耳的內側孔洞是固定鼎耳泥芯的部位。

也有人認為鼎耳先於鼎體鑄造，然後嵌入鑄型內和鼎體鑄接。

鼎身呈長方形，口沿很厚，輪廓方直，顯現出不可動搖的氣勢。後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無紋飾的長方形素麵外，其餘各處皆有紋飾。在細密的雲雷紋之上，各部分主紋飾各具形態。

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麵周圍以饕餮作為主要紋飾，四面交接處，則飾以扉棱，扉棱之上為牛首，下為饕餮。鼎耳外廓有兩只猛虎，虎口相對，中含人頭。耳側以魚紋為飾。4隻鼎足的紋飾也匠心獨具，在3道弦紋之上各施以獸面。

據考證，後母戊鼎應是商王室重器，是商代青銅文化頂峰時期的代表作。

後母戊鼎的提手文飾同樣精美。兩只龍虎張開巨口，含著一個人頭，後世演變成「二龍戲珠」的吉祥圖案。一般認為，這種藝術表現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懾力。也有人推測，那個人是主持占卜的貞人，他主動將頭伸入龍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膽量和法力，使民眾臣服於自己的各種命令。

這完全是可能的。當時的貞人出場時都牽著兩頭猛獸，在青銅器上和甲骨文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圖案。

後母戊鼎形腹部鑄有「後母戊」3個字，字體筆勢雄健，形體豐腴，筆畫的起止多顯鋒露芒，間用肥筆。鑄造這樣高大的銅器，所需金屬料當在1000千克以上，而且必須有較大的熔爐。

另外比較有代表性的還有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的鴞樽，為一對兩只，鑄於商代後期，通高0.459米，外形從整體上看，為一昂首挺胸的貓頭鷹。通體飾以紋飾，富麗精細。

喙、胸部紋飾為蟬紋；鴞頸兩側為夔紋；翅兩邊各飾以蛇紋；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飛的鴞鳥，整個樽是平面和立體的完美結合。樽口內側有銘文「婦好」兩字。

四羊方樽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頸飾口沿外侈，每邊邊長為0.52米，其邊長幾乎接近器身0.58米的高度。長頸，高圈足。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

樽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樽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器外，羊身與羊腿附著於樽腹部及圈足上。樽腹即為羊的前胸，羊腿則附於圈足上，承擔著樽體的重量。

羊的前胸及頸背部飾鱗紋，兩側飾有美麗的長冠鳳紋，圈足上是夔紋。

方樽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樽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樽每邊右肩蜿蜒於前居的中間。全體飾有細雷紋。

四羊方樽的四角和四面中心線合范處均設計成長棱脊，其作用是以此來掩蓋合范時可能產生的對合不正的紋飾。據分析，四羊方樽是用兩次分鑄技術鑄造的，即先將羊角與龍頭單個鑄好，然後將其分別配置在外范內，再進行整體澆鑄。整個器物用塊范法澆鑄，一氣呵成，鬼斧神工，顯示了高超的鑄造水平。

四羊方樽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頸飾口沿外侈，每邊邊長為0.52米，其邊長幾乎接近器身0.58米的高度。長頸，高圈足。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

樽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樽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器外，羊身與羊腿附著於樽腹部及圈足上。樽腹即為羊的前胸，羊腿則附於圈足上，承擔著樽體的重量。

羊的前胸及頸背部飾鱗紋，兩側飾有美麗的長冠鳳紋，圈足上是夔紋。

方樽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樽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樽每邊右肩蜿蜒於前居的中間。全體飾有細雷紋。

還有一件羊父丁方鼎，鼎長方體，口沿外折，口上有雙立耳，直壁，深腹，平底，腹下有4柱足。口下、腹部的四角及足上均有凸棱，腹部中央飾勾連雷紋，左右及下方各飾3道乳釘紋，口下和足部飾獸面紋。器內壁上有銘文一行4字：「做父丁羊」。即「為父親丁做器」，「羊」為族名，羊成為青銅重器有獨特的象徵意義。

羊在祭祀禮儀中的地位僅次於牛，商代國都所在的河南安陽小屯發現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時期有一關於商王室對武丁祭祀的材料中說：「卜用百犬、百羊。」

另一材料中說：「十五羊」、「五十羊」，可見羊作為祭祀的犧牲用量很大。

羊外柔內剛也被引申出許多神聖的秉性，傳說的始祖皋陶敬羊，《詩經·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說法，我國古代一種獨角怪獸獬豸也被認為與羊有關，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後世以獨角獸表示法律與公正。

小臣艅犀樽製作年代約在帝乙、帝辛時期。據考證，我國古代黃河及長江流域的氣候比較溫暖濕潤，當時廣泛分布著犀牛和其他生活於熱帶亞熱帶的大型生

物。據小臣艅犀樽推測，殷商人是見過犀牛的，否則不可能造出如此寫實的作品。而且古生物的發現也證實了這一點，安陽殷墟、浙江河姆渡、廣西南寧、河南淅川下王崗等地的遺址中都曾發現過犀骨的存在。此外，商代甲骨文中所稱「兕」即為犀牛。至東周時代，長江流域仍生存著大量的犀牛。

小臣艅犀樽器高25厘米，器口開於背部，蓋已失。整體造型為雙角犀牛形象，幾乎為圓球形，胖乎乎的，由4條粗壯的短腿支撐，憨態可掬；它的頭部前伸，兩只圓睜的小眼，透著機敏與可愛；大嘴微張，就像是得意的微笑；兩只誇張的大耳朵豎在頭的兩側，好像在好奇地傾聽著周圍的聲響。

小臣艅犀樽滾圓敦實、憨厚可愛的造型完全打破了人們以往對犀牛原本沉穩、威嚴的印象，讓人們駐足觀看的同時，也能夠感受到一絲滑稽和幽默。

周身光潔不施紋飾。體積感很強，表現出犀牛蹣跚行進的動態，顯得純朴稚拙，妙趣橫生。

犀牛自身軀體龐大笨重的感覺與作為容器的實用功能要求自然和諧一致。它表現出了商代藝術工匠在觀察自然和提煉概括生活方面所達到的水平。

小臣艅犀樽有銘文4行27字：「丁巳，王省夔京，王錫小臣夔貝，隹王來徵人方。隹王十祀又五？日。」銘文記述了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有關這次戰爭也見於殷墟卜辭。

夷方是當時商朝封地外圍的許多方國部落中的一個。這些方國有的臣服於商王朝，有的則稱霸一方，同商王及其諸侯相對抗，雙方經常發生戰爭。銘文中還記載了商王賞賜小臣裓夔貝。小臣裓的職務為奴隸總管，能得到商王的賞賜而感到很榮耀，於是製作了此器用以作為紀念。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冶鑄業作為生產力發展的標志而達到高峰。

Ⅱ 商代青銅器進入了一個怎樣的階段

商代是夏朝之後的一個王朝，它的建立結束了夏末的紛亂局面，國家的力量進一步加強。

商朝從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歷時500多年，其中以盤庚遷殷為界而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3個階段。

商朝早期指公元前16世紀至前15世紀中葉這一階段，河南鄭州二里岡文化的青銅器是商代早期的代表，二里岡包含上下兩層堆積，文化內涵極為豐富。

綜合各地商代早期青銅器物來看，一般包括：鼎、大鼎、大方鼎、鬲、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壺、瓠形提梁壺、中柱盤、平盤等，涉及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門類。較早的器類都比較簡單，但是爵、觚、斝組合而成的一套酒器已被普遍使用。

商代早期青銅器具有獨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狀足成錐狀足和器腹相通，這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掌握對范芯的澆鑄全封閉技巧。

商代早期的方鼎巨大，容器部分做正方深斗形，與殷墟時期長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狀承繼二里頭文化式樣，—律為扁體平底。流部都是狹而長的形式。青銅斝除平底型的以外，還出現了袋足斝。

商代早期的青銅觚、樽、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十字形大孔，比如二里岡上層的青銅器十字形都成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道缺口，如鄭州和黃陂盤龍城都發現過這種實例。

同時，管流斜置於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後側有一大鋬可執，在這一時期內頗具特色。罍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也偏高。商代早期壺有提梁的有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矮頸且不設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銅器一般胎質較薄、紋飾簡單質朴，大多是寬線和細線組成的變形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迴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象徵外，其餘條紋並不具體表現物象的各個部位，展現了二里岡時期青銅文化特點。

此外，這個時期紋飾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了浮雕。如樽、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裝飾，所有的獸面紋或其他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底。

所有的獸面紋或其他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底，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出現。

這一時期的銅器裝飾，從整體而言有著簡單質朴的作風，多是單層沒有底紋，常見的饕餮紋常是兩個相對的夔紋所組成，並且常以圈帶紋作為饕餮紋上下的界線。有的獸面紋更簡單，僅在扉棱兩側各鑄出一圓點代表饕餮的眼，扉棱代表獸面的鼻。也有的將夔做成同向的格局，特別突出夔的眼目。

這時還有單以夔紋為飾的，如黃陂盤龍發現的鉞，鉞體兩側和上端均飾夔紋。另外還有雲雷紋、圓渦紋、乳丁紋、直行弦紋和人字形弦紋、魚紋、龜紋、虎紋、蛇紋等。

同時，商代早期的青銅器，極少有銘文，以前認為個別上的龜形是文字，實際上仍是紋飾而不是文字。但其實這時銘文已有萌芽。鄭州白家莊發現的一件銅罍，肩部飾有3個龜形圖案，該圖案應是「A」字，是氏族徽號。

另外還有一件銅鬲，鬲上有一「亘」銘，應是罕見的商代前期的青銅器銘文。

商代早期青銅器的合金成分經測定：含銅量在67.01％至91.99％之間，含錫量在3.48％至13.64％之間，含鉛量在0.1％至24.76％之間，成分不甚穩定。但含鉛量較高，使銅液保持良好的流動性能，與商代早期青銅器器壁很薄的工藝要求是相適合的。

從一些完整墓葬發現的商代早期青銅器看，出現了不同種類器物的相互組合，這種組合常常形成一定的規律與模式，反映了當時人的生活習俗和一定的禮治意義。

商代中期是指公元前15世紀中葉至公元前13世紀這一階段，時間大約相當於中丁至小乙時期。中期作品在殷墟文化一期的如小屯墓所發現的部分青銅器。但這類器物殷墟發現並不多，而其他地區的卻比殷墟的更為典型、更為精美。

商代中期青銅器除了生產工具和兵器外，容器的種類比早期有所增加，主要有鼎、鬲、斝、爵、觚、樽、盉、壺、瓿、卣、罍、盤、簋、豆等。

爵尾與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寬，出現的圓體爵是前所未見的。斝除空椎狀足外，出現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鼓出，平底已少見。

早期出現的寬肩大口樽，此時才開始有較大的發展，如造型厚重雄偉的阜南龍虎樽和獸面紋樽是商代早期從未出現的。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還有瓿這類器形，如藁城的獸面紋瓿。

早期體型較高的罍，在這時發展為高度較低而肩部寬闊的式樣，以巨型獸面紋罍為其典型。這時的圈足器上的「十」字形和方形的孔，與早期的相比有所縮小。

鼎、鬲類器比較突出的變化是一耳不再與一足對立，形成不平衡狀，而是三足與兩耳對立，成為以後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這時澆鑄芯范懸封的方法還沒有完全解決，因而中空的鼎足還有與器腹相通的情形。商代早期從未出現的瓿這類器形，也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藁城的獸面紋瓿是其典型。

商代中期出現用雲雷紋襯底的復層紋飾，其設計和雕刻之復雜精細，是早期作品所無法比擬的。浮雕獸面紋也開始出現，但一般都比較圓渾，不似商晚期那般硬朗銳利。有的器體上開始用扉棱裝飾，顯得凝重雄偉。

商代中期的銘文沒有太大的發展，也是處於萌芽階段，一般器物也沒有銘文，但是在個別器上發現鑄有做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記。杜嶺方鼎是商代中期昀大的青銅禮器，用於祭祀、飪食。和商代後期以司母戊鼎為代表的方鼎造型相比，杜嶺方鼎腹部過深，足相對較短，顯得庄嚴感不足，耳和口沿也太單薄，尚有外范接合不嚴、部分紋飾有重疊的缺點。

杜嶺方鼎共兩件。一件高1米，重86.4千克，方形，深腹，雙耳四足，腹上部飾獸面紋，兩側及下部飾乳丁紋，形體質朴莊重；另一件稍小，高0.87米，重64.25千克。

鼎是古代烹煮、盛放肉食之器，早在8000年前就出現了陶制的鼎，當時作為一種日用炊具，用以煮飯。但其真正的發展高峰則出現在商朝和西周時期。

尤其是商代，以鼎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製作昀負盛名，它被視為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神器」，並被籠罩上一層神秘而威嚴的色彩。

商代中晚期的青銅器在冶煉、鑄造技藝和藝術表現上都已經達到了高度成熟的地步，能夠充分地發揮青銅材料的特點，作品被賦予某種社會意識形態的功能。

商代晚期指公元前14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這一歷史時期，商代晚期的青銅器紋飾昀為發達，樣式和種類也比中期的豐富得多，在藝術裝飾方面呈現出高峰，與青銅禮器的高度發展一致。

有鳥紋、象紋、蠶紋、蟬紋等。獸面紋飾只是紋樣結構規格化的形式，所表現的物象很多。

此時的裝飾特點是集群式，以多種物象或作為主紋或作為附飾布滿器身，甚至視線所不及的器物底部也有裝飾，有的一件器物上有多達10多種動物紋。

商代晚期前段獸面紋中間的鼻準線，有的不接觸下闌底線，獸吻常連成整體而中間不隔開；後段的獸面紋往往由於獸鼻尖通到下闌底線而被分割成為兩個部分。

就表現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紋飾的形體基本上還有象徵性，除了炯炯有神的雙目外，其餘部分即使是較精細的圖像，也是主幹底紋不分、輪廓不清。

商代晚期動物形象比較具體，有的甚至還帶有寫實感，紋飾主幹和底紋明顯地區分開來。底紋通常是繁密的細雷紋，與主紋構成了強烈的對比。

紋飾的主體採用浮雕的現象很普通，同時採用平雕和圓雕相結合的手法，層次更加細膩豐富。有的浮雕表現出幾個層次，而且一個層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這種層疊式的浮雕被稱為「三層花」。

商晚期青銅器紋飾以動物和神怪為主題的獸面紋得到了空前發展，成了古代裝飾藝術的典範。商代的青銅器矗立於奴隸制時代文化的巔峰，它的創造經驗不但直接影響了當時各個不同的藝術門類，而且直接為西周前期所繼承。

比如商代雙面神人青銅頭像，呈半人半神形象，反映了商代巫風盛熾的狀況。

巫師的職責乃貫通天地，上天見神，使神降地。商代雙面神人青銅頭像前後兩面完全對稱，一幅神秘詭異、威嚴懾人的面容，其半人半神的形象與通行於人神之間的巫師身份相符。

頭像中空扁體，兩面對稱。人首造型，面呈倒置等腰梯形，額寬，頂圓，邊直，頜方。眼眶窩凹，眼球突出，內開大孔。鼻樑修長，翼肥蒜狀，兩孔較小。嘴張齒露，中牙鏟形，側牙鉤卷。上豎方管，旁安兩耳，頂插雙角。

頂上圓管插羽冠，下部方銎安裝木柄，管銎相通。上管圓、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圓地方的理念正合，暗寓著其貫通天地之功能。

還有發現於湖南寧鄉縣黃材鎮炭河裡鄉的禾大人面紋方鼎，通高38厘米，口長29厘米，寬23厘米。是唯一用真實人面作為裝飾的銅器。禾大人面紋方鼎長方形體、兩直耳、4柱足。四角有較高的扉棱。整體顏色碧綠，器身外表四周飾形象相同的半浮雕的半人半獸的「超人」。人面方圓，高顴骨，隆鼻，寬嘴，雙目圓視，雙眉下彎，雙耳捲曲。人面周圍有雲雷紋，人面的額部兩側有角，下巴兩側有爪，軀干因器物平面表現的局限而隱去。

鼎腹內壁鑄「禾大」兩字銘文。此鼎器形雄偉，在裝飾上又以人面為飾，更為獨例。人面的形象極為奇異，給觀者一種望而生畏、冷艷怪誕的感覺，是一件匠心獨運的青銅器精品。

商、周青銅器以獸面紋作為主題紋飾較為常見，人面紋飾較為稀有珍貴，禾大人面方鼎以4個相同的人面紋裝飾器體的主要部位，更加奇特。有人認為這組人面紋有爪而無身，屬於傳說中「有首無身」、貪吃人的凶獸饕餮一類怪神。

也有人認為，這種人面紋浮雕大概與「黃帝四面」的傳說有關，對應了古代文獻中黃帝有四面的描述；也有人說，鼎內空間正好可安放一個人頭，人面紋方鼎的4個「人面」，反映了古代「獵頭」和祭祀時使用首級的風俗。

總之，這個圖像既不能純粹歸入人，也不能完全歸為獸，姑稱之為「半人半獸」。半人半獸是我國史前圖騰中昀普遍的祖神崇拜表現方式，凝聚的是敬祖情結。

我國古代傳說中的英雄或文化英雄、始祖無不在人的形象之外被加上神的力量與動物的器官，《山海經》一書就為我們留下了大量有關這些亦人亦神的始祖或英雄們的形象描述。

傳說中半人半獸的形象，是獸的形體與人的智慧的結合。因此，昀原始的半人半獸可能是某種族群傳說中的祖先，也可能是某個部族的英雄，可以託名為真實的或傳說的「歷史人物」，也可能是凝聚了某種部族精神寄託的憑空創造出來的「文化英雄」。

人面方鼎表現的這個半人半獸，無疑是這個神系中的一位。人面方鼎鑄造的時代，已是有國家的文明時代，圖騰只是祖先留下的一個文化遺產或精神主宰而已，它到底見證、紀念了什麼？

從藝術形式上看，禾大人面方鼎運用反復、對稱的裝飾手法，布局嚴密，寫實與抽象紋飾結合。4組相同的紋飾集於一身，不僅強化了裝飾主題，而且給人視覺上以強烈的沖擊，達到特定的裝飾效果，反映出商代晚期青銅器製作者已具備了較強的寫實能力和形象概括能力。

禾大人面紋方鼎雖然配置了角爪，但都是象徵性的，小到幾乎可以忽略的程度。人的形象也和真人一般，與青面獠牙、半人半獸的人面紋飾相比，不但不顯得可怕，還能給人以肅穆崇高的美感。

商代晚期的銘文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表示人體、動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較濃的象形意味。

以人體形象的文字為例，頭部常做粗圓點，腿部呈下跪形狀，這是一種美化手段，是鄭重的表示；絕大多數筆畫渾厚、首尾出鋒，轉折處多有波折。

字形的大小不統一，銘文布局也不齊整，豎畫雖然基本上成列，但橫畫卻不成排。

這些銘文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家族形態、家族制度與宗教觀念等重要問題，但其中一些深刻的內涵仍是人們無法確知的。

殷代青銅器中也有少數有較長的銘文，但時間已到了殷代晚期。這些較長的銘文內容多涉及商朝晚期的重要事情、王室祭祀活動、王室與貴族關系等，其中銘文中一些字詞的含義，以及所反映的一些當時制度的狀況，仍然所知甚少。

商代晚期又發明了分鑄法，即將青銅器分成多個部件，分別制出內范與外范，在鑄主件時將鑄件嵌入泥范中鑄接合成。昀適合製作體積較大、器形復雜的青銅器，如後母戊鼎。後母戊鼎是商代後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銅方鼎，是商朝青銅器中昀重要的代表作。後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偉，氣勢宏大，紋飾華麗，工藝高超，又稱後母戊大方鼎，高1.33米，口長1.1米，口寬0.78米，重832.84千克，四足中空。後母戊鼎用陶范鑄造，鼎體包括空心鼎足渾鑄，其合金成分為：銅84.77％，錫11.44％，鉛2.76％，其他0.9％。鼎腹長方形，上豎兩只直耳，發現時僅剩一耳，另一耳為復制補上，下有4根圓柱形鼎足，是世界上發現的昀大的青銅器。

後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兒子為祭祀母親而鑄造的，用陶范鑄造，鑄型由腹范、頂范、芯和底座以及澆口范組成；鼎腹的紋飾有可能使用了分范；鼎耳後鑄，附於鼎的口沿之上，耳的內側孔洞是固定鼎耳泥芯的部位。

也有人認為鼎耳先於鼎體鑄造，然後嵌入鑄型內和鼎體鑄接。

鼎身呈長方形，口沿很厚，輪廓方直，顯現出不可動搖的氣勢。後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無紋飾的長方形素麵外，其餘各處皆有紋飾。在細密的雲雷紋之上，各部分主紋飾各具形態。

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麵周圍以饕餮作為主要紋飾，四面交接處，則飾以扉棱，扉棱之上為牛首，下為饕餮。鼎耳外廓有兩只猛虎，虎口相對，中含人頭。耳側以魚紋為飾。4隻鼎足的紋飾也匠心獨具，在3道弦紋之上各施以獸面。

據考證，後母戊鼎應是商王室重器，是商代青銅文化頂峰時期的代表作。

後母戊鼎的提手文飾同樣精美。兩只龍虎張開巨口，含著一個人頭，後世演變成「二龍戲珠」的吉祥圖案。一般認為，這種藝術表現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懾力。也有人推測，那個人是主持占卜的貞人，他主動將頭伸入龍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膽量和法力，使民眾臣服於自己的各種命令。

這完全是可能的。當時的貞人出場時都牽著兩頭猛獸，在青銅器上和甲骨文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圖案。

後母戊鼎形腹部鑄有「後母戊」3個字，字體筆勢雄健，形體豐腴，筆畫的起止多顯鋒露芒，間用肥筆。鑄造這樣高大的銅器，所需金屬料當在1000千克以上，而且必須有較大的熔爐。

另外比較有代表性的還有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的鴞樽，為一對兩只，鑄於商代後期，通高0.459米，外形從整體上看，為一昂首挺胸的貓頭鷹。通體飾以紋飾，富麗精細。

喙、胸部紋飾為蟬紋；鴞頸兩側為夔紋；翅兩邊各飾以蛇紋；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飛的鴞鳥，整個樽是平面和立體的完美結合。樽口內側有銘文「婦好」兩字。

四羊方樽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頸飾口沿外侈，每邊邊長為0.52米，其邊長幾乎接近器身0.58米的高度。長頸，高圈足。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

樽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樽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器外，羊身與羊腿附著於樽腹部及圈足上。樽腹即為羊的前胸，羊腿則附於圈足上，承擔著樽體的重量。

羊的前胸及頸背部飾鱗紋，兩側飾有美麗的長冠鳳紋，圈足上是夔紋。

方樽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樽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樽每邊右肩蜿蜒於前居的中間。全體飾有細雷紋。

四羊方樽的四角和四面中心線合范處均設計成長棱脊，其作用是以此來掩蓋合范時可能產生的對合不正的紋飾。據分析，四羊方樽是用兩次分鑄技術鑄造的，即先將羊角與龍頭單個鑄好，然後將其分別配置在外范內，再進行整體澆鑄。整個器物用塊范法澆鑄，一氣呵成，鬼斧神工，顯示了高超的鑄造水平。

四羊方樽集線雕、浮雕、圓雕於一器，把平面紋飾與立體雕塑融會貫通，把器皿和動物形狀結合起來，恰到好處，以異常高超的鑄造工藝製成。在商代青銅方樽中，四羊方樽形體端莊典雅是無與倫比的。此樽造型簡潔、優美雄奇，寓動於靜。被稱為「臻於極致的青銅典範」。

還有一件羊父丁方鼎，鼎長方體，口沿外折，口上有雙立耳，直壁，深腹，平底，腹下有4柱足。口下、腹部的四角及足上均有凸棱，腹部中央飾勾連雷紋，左右及下方各飾3道乳釘紋，口下和足部飾獸面紋。器內壁上有銘文一行4字：「做父丁羊」。即「為父親丁做器」，「羊」為族名，羊成為青銅重器有獨特的象徵意義。

羊在祭祀禮儀中的地位僅次於牛，商代國都所在的河南安陽小屯發現大量祭祀坑，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時期有一關於商王室對武丁祭祀的材料中說：「卜用百犬、百羊。」

另一材料中說：「十五羊」、「五十羊」，可見羊作為祭祀的犧牲用量很大。

羊外柔內剛也被引申出許多神聖的秉性，傳說的始祖皋陶敬羊，《詩經·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說法，我國古代一種獨角怪獸獬豸也被認為與羊有關，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後世以獨角獸表示法律與公正。

小臣艅犀樽製作年代約在帝乙、帝辛時期。據考證，我國古代黃河及長江流域的氣候比較溫暖濕潤，當時廣泛分布著犀牛和其他生活於熱帶亞熱帶的大型生物。據小臣艅犀樽推測，殷商人是見過犀牛的，否則不可能造出如此寫實的作品。而且古生物的發現也證實了這一點，安陽殷墟、浙江河姆渡、廣西南寧、河南淅川下王崗等地的遺址中都曾發現過犀骨的存在。此外，商代甲骨文中所稱「兕」即為犀牛。至東周時代，長江流域仍生存著大量的犀牛。

小臣艅犀樽器高25厘米，器口開於背部，蓋已失。整體造型為雙角犀牛形象，幾乎為圓球形，胖乎乎的，由4條粗壯的短腿支撐，憨態可掬；它的頭部前伸，兩只圓睜的小眼，透著機敏與可愛；大嘴微張，就像是得意的微笑；兩只誇張的大耳朵豎在頭的兩側，好像在好奇地傾聽著周圍的聲響。

小臣艅犀樽滾圓敦實、憨厚可愛的造型完全打破了人們以往對犀牛原本沉穩、威嚴的印象，讓人們駐足觀看的同時，也能夠感受到一絲滑稽和幽默。

周身光潔不施紋飾。體積感很強，表現出犀牛蹣跚行進的動態，顯得純朴稚拙，妙趣橫生。

犀牛自身軀體龐大笨重的感覺與作為容器的實用功能要求自然和諧一致。它表現出了商代藝術工匠在觀察自然和提煉概括生活方面所達到的水平。

小臣艅犀樽有銘文4行27字：「丁巳，王省夔京，王錫小臣夔貝，隹王來徵人方。隹王十祀又五？日。」銘文記述了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有關這次戰爭也見於殷墟卜辭。

夷方是當時商朝封地外圍的許多方國部落中的一個。這些方國有的臣服於商王朝，有的則稱霸一方，同商王及其諸侯相對抗，雙方經常發生戰爭。銘文中還記載了商王賞賜小臣裓夔貝。小臣裓的職務為奴隸總管，能得到商王的賞賜而感到很榮耀，於是製作了此器用以作為紀念。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冶鑄業作為生產力發展的標志而達到高峰。

Ⅲ 犀牛怎麼把線變成方管

這個軟體的線變成方管方法磨汪如下：
1、根據學犀牛的官網信息，在曲線端點出創建一個方形，然後選擇需要變換的線條，將其復制一份。
2、選中剛剛復制的線條，使用「邊緣曲面」命令，並設定合適臘游帶的參數。
3、使用「偏移曲面」命令，將剛剛創輪蘆建的曲面向上偏移一定距離。
4、刪除原始線條，保留創建的曲面和偏移後的曲面。
5、對偏移後的曲面進行修剪和合並，使其成為一個完整的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