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全國大煉鋼鐵,大量砍伐樹木,會給我們造成怎樣的災害
大煉鋼鐵會向大復氣中排放大制量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有害氣體，污染大氣，降低空氣質量；導致地球上空二氧化碳大幅增加，加劇溫室效應和臭氧層空洞；大量伐樹會導致地面植被減少，植被覆蓋率降低，涵養水源的能力減弱，河流徑流量變化變大，河流中下游洪澇災害更加頻繁
Ⅱ 破壞植被的研究報告
我國的華北地區由於悠久的農業開發，森林植被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在20世紀初的時候，山西汾河、滹沱河流域土壤侵蝕之嚴重，水澇災害之頻繁已經引起了國內外的嚴重關注。但這並未引起後來國人、尤其是決策者應有的覺悟，導致我國保留較好的東北林區在短時間內遭到迅速的破壞。本文試圖就「護林」這種眾所周知的「善舉」難以成就的原因進行剖析，以期對今天的環境保護事業提供某種借鑒。
近二十年來，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政府對資源和環境越來越重視，把環境保護當作一個基本「國策」。目前，正在大張旗鼓地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越來越多的青山和濕地被納入自然保護區網，這當然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無疑是件值得欣慰的事情。20世紀中，我國森林資源的掠奪性開發歷程表明，決策者和生產者如果缺乏長遠的眼光，不能遵循森林更替的科學規律，並很好地理解「永續利用」的意義，只憑主觀意志，就不能有效地保護資源。因此，提高國人的科學素養，按照科學規律安排生產和建設是至關重要的，因為資源和環境問題畢竟是一個需要從長遠和全方位角度考慮的問題。
一．近代華北森林破壞的狀況
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農業開發歷史的大國，在長期的農業實踐中，我們的祖先積累了豐富的建設家園保護環境的經驗。但由於長期強調人口的增長和發展農業種植業，使林地面積不斷減少，更由於近數百年來人口壓力的緣故，對耕地和薪柴的需求，使森林資源越來越少，我國的自然環境不斷惡化，生物多樣性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威脅。這種情況尤以清中期以來最為明顯。
眾所周知，清代經過所謂的「康乾盛世」之後，我國人口激增，加上從美洲引入了一些適合於山區和高寒地區種植的高產作物如甘薯、玉米和馬鈴薯等，大量的貧民因此涌進深山老林，毀林開荒，結果使原先並不適於開墾的荒山陡坡也都種上了糧食，使自然環境遭到很大的破壞。當然水患災害也因此頻繁起來。
由於當時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民不聊生，苟延殘喘的政府不可能考慮從根本上解決防災減災的問題，使得日趨惡化的環境問題不斷嚴重起來。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可以很清楚地從近代一些在華考察生物的西方人的著作中看出來。
從19世紀中晚期開始，一些在我國華北等地長期進行考察和博物學收集的西方人如古伯察（E. Huc）、譚微道（A. David）都曾在有關文章中提到他們在內蒙等地所見的森林植被破壞與環境惡化的情形[1]。另外，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還有一些西方學者指出河北北部承德、東陵等地的森林遭到迅速破壞，隨之而來的自然災害也在不斷地加重[2]、[3]。
不惟如此，1930年，我國著名植物學家、林學家劉慎諤先生也曾就東陵森林破壞之情形指出：
東陵自前清入關以來，附近諸山辟為禁地二百餘年，草木得其自然生長，遍地成林，老樹參天，山明水秀，風景不亞於西歐。民國元年以來，東陵開禁，政府設專局（林墾局）從事割伐至今才十餘年間，而森林已摧殘殆盡。……東陵森林割伐後第一步手續則在焚燒林下草木，次年施種，有灰為肥，收成甚佳。為山林無林木之保護，雨水逐年將昔日林下釀成之沃土漸為沖去，終至岩石露出，山瘦地薄，耕之不利，必至放棄。此時東陵諸山即完全變為今日之西山時期。此所謂「荒山」，「土山」。荒山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夏季大雨時期水不停留，直向山巔下流，沙土岩石悉被沖下，河流加漲，橋梁斷截，河道更易，民房種田不擇。即以民國十八年西山一帶損失論之當以萬計，窮民流離，怨聲載道，不知者或指為天災，豈知森林割伐之後，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
東陵在短期內先後得封禁、開禁關系，顯出山林之變化，誠足貴也。然當局者之任意割伐，亦足惜也。[4]
當然，給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我國文明發端很早的山西一些經長期開發的農業區的環境惡化狀況。20世紀初，黃河流域旱澇災害頻繁。當時有個叫梅耶（F. Meyer）的美國人在山西五台山收集植物標本和作物種子。他發現那一帶由於森林破壞很嚴重，滹沱河、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非常嚴重。因為這個緣故，水澇災害頻繁發生。他拍了不少反映這種實際情況的照片，同時將這種情況報告給他的僱主——美國農業部外國作物引種處。1908年美國總統羅斯福（T. Roosevelt）在國會上作的一個關於自然保護重要性的報告中，利用他和另外一些人拍的同類照片和相關的文字說明[5]，提醒美國人注意在中國發生的不注重自然保護的災難後果。要求大家保護森林，保護環境，以免重蹈中國的覆轍。
其後，在山西南部和中部作過植物調查的瑞典人史密斯，在《中國期刊》中發表過「山西南部和中部植物學調查初步報告」[6]指出：山西的土地被超強度利用，森林遭受嚴重的過度開發。當地的居民用火和斧子毀壞一切森林。他認為這與時局混亂和政治不良密切相關。其結果是侵蝕加劇，土地砂石化。要重新造林非常困難。
在南京金陵大學森林系任教授和森林系研究部主任的美國學者羅德民（W. C. Lowdermilk），曾利用1924和1925兩年暑假在山西、河南、陝西等地作過森林考察和水土流失方面的調查，寫過《山西森林濫伐和斜坡侵蝕》、《山西土地利用的變遷》等論文。文章列舉了大量的事實，指出山西汾河流域的寧武等地區，由於植被被隨意破壞，以墾荒種地，導致當地環境惡化。氣候乾燥時，旱災嚴重；一旦下雨，由於缺少涵養水源林，經常洪澇成災。因為地表徑流造成土壤嚴重侵蝕，河流淤塞，導致平原地區土地、房屋被淹。在陡坡毀林開荒的結果使自然災害不斷加重。他不但寫下了大量的文字資料，而且也攝取了大量的圖片。生動地記錄了我國各地自然植被遭到破壞，土壤受到侵蝕，河流和農田水利設施為泥沙淤積所破壞，自然災害不斷加劇的客觀現實。並被作為一種慘痛的教訓在國外用於警醒世人。他還提出應該設法恢復森林植被，進行水土保持以減輕自然災害[7]。可能受羅德民等學者工作的影響，後來於1930年，當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堤防造林及限制傾斜地墾殖辦法」。
從上面這個事例中可以看出，當時西方人的這些文章在我國的學者中是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的，尤其是梅耶的資料經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國會上宣講後，當時也曾由我國林學家向國人作了介紹。環境惡化到被當作反面教材的地步，按理說本國的政府和人民應該警醒，可惜在戰亂期間，盡管我國的林學家進行各種宣傳、教育以喚醒世人對自然環境破壞導致各種惡果的醒悟。在他們的影響下，當時的政府也制訂了一些保護森林植被和植造防護林的措施，有的還進行了初步的工作。但終究缺乏合適的社會大環境，這種關系建設的聲音和民眾的呻吟都被隨時產生的炮火聲給淹沒了。
二．東北地區森林的破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實森林的覆蓋率已經很低。總體而言，東北是唯一農業開發程度較輕、保存較多原始林區的地方。根據林業部門的資料，東北大興安嶺林區有林地面積1500萬公頃，森林覆蓋率約62%，森林總蓄積量為14億立方米，是我國最大的林區[8]；小興安嶺林區有林地面積為600多萬公頃，森林總蓄積為6.8億立方米；東北東部山地林區有林地面積約1000多萬公頃，森林覆蓋率為62.8%，森林總蓄積量為9.7億立方米。這3 處林區的林地和蓄積量分別佔全國林地總面積11528萬公頃和森林總蓄積量102.6億立方米的27%和30%。按理說應該充分利用有利的社會條件，吸取華北等地森林破壞的嚴重教訓，做好這片「綠寶盆」的維護工作。
解放初期，東北森林的採伐方式普遍採用「強渡擇伐」，當地的森林工業幹部不同意皆伐的作業方式。根據經驗，他們知道，用皆伐方式砍掉紅松之後，再長出來的就不是紅松[9]。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很多學有所長的植物學家和林學家如劉慎鄂等都曾經指出，應該保護森林植被，在林區進行採伐作業時，應該根據森林植被的演替規律，採取合適的採伐方式，以達到合理利用資源、持續利用的目的。
劉慎諤在1954年的一個報告中就森林的採伐應該採取擇伐抑或皆伐方式時認為：「……擇伐作業的方式，雖然不利於拖拉機的運輸。但是採伐方式的目的，首先是為更新服務，保證森林的迅速恢復，不能脫離更新的利益或忽視樹種生長的特殊習性，單純為拖拉機化追求有利條件」。同時還指出：「兩者相較，則以來自擇伐跡地的補苗更新，優於來自皆伐跡地的植樹造林。此則後者不僅在目前受有人力物力的限制，而且將受有採伐循環的影響」[10]。道明了在林區實行擇伐的益處。
1957年，這位正直而富有才華的學者在「關於大小興安嶺的森林更新問題」一文中進一步就東北地區森林資源的合理利用提出了自己卓越的見解。文中嚴肅地指出：「森林更新的研究工作，必須建立在植物生態學和地植物學的基礎之上，而不應該看成是一種單純的林業技術問題。我們強調這一點，因為現在東北林區有大量的採伐跡地不能更新或不易更新，造成嚴重的破壞現象。有些外賓在參觀我們的林區之後，提出忠告說，我們應該對我們的後代子孫負責。但在森林經營部門常常只認為是技術問題，要求提高技術，改進技術……但是我們認為……如果不從生態地植物學的觀點找出森林更替演變的全面規律性，只憑主觀願望在技術方面要求改進，則技術就會缺乏理論依據，解決不了森林的更新問題。」文中還就具體的造林問題提出要考慮造林樹種的生物特性和林地的立地條件。認為：「正是由於我們在造林方面往往不顧樹種的生物特性和林地的立地條件，而選定一種優良樹種，逢地皆栽，結果成活率不高，說是技術問題；苗木發育不良，也說是技術問題。……但是否是技術問題，就是疑問。」文中還就當時片面強調機械化皆伐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說：「我們只聽到說，蘇聯或其他國家採用的什麼採伐方式或什麼樣的機械化，而不問人家的樹種如何？樹性如何？生長地點又如何？因而就想機械地搬運過來。在森林工業部門有好多人是這樣想法，在森林經營部門有好多人也是這樣想法」，但這種想法無疑是片面的，「因為每一樹種有每一樹種的生物特性，有其每一樹種的更新規律性，而不能強求一律，強求就會造成在採伐以後無可彌補的嚴重損失。」
1963年，劉慎諤在「動態地植物學」一文中，具體就人工植被的建立和自然植被的改造問題，提出了很好的見解。文中反對採用皆伐的作業方式，倡導採取措施，保護森林的天然更新。面對大躍進時期一些盲目主張「皆伐」進行森林人工更新的主張，這位學者指出：「必須重新對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的樹木生長量進行比較統計，不能象以前那樣單憑主觀想像和主觀願望」。
因此劉慎諤主張採取擇伐，最好是弱度擇伐。這樣既有利於紅松等林內更新的樹種更新，也有利於保留林中的幼壯樹木，從而縮短森林的採伐周期，使其迅速循環，以保證國家對木材的源源供應。另外，採用擇伐還可以保全較好的森林植被，而不象皆伐那樣，使林地迅速變成荒山禿嶺，造成嚴重的水旱災害。他還指出：「近幾年來，東北的水災不是愈來愈輕而是愈來愈重，本年夏季松花江的水位高漲，已經打破過去以前從來沒有的記錄……近來經過大面積的皆伐作業之後，不能不對東北的水災直接產生一定的影響，這是值得引起林業當局高度警惕的。」[11]
可悲的是，無論是林區幹部的經驗，還是這些「首先覺悟者」們的主張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特別是劉慎鄂這樣對東北林區有充分調查，同時知道如何合理利用森林資源的學者的建議並未被當地林業部門的決策者採納[12]，還是規定：「以人工更新為主」。因為：「在領導方面，為了要進行機械化，就強調皆伐作業，認為不同意機械化，好象就是舊腦筋不能接受新事物。……規定的採伐方式，稱為『伐區式皆伐』，現在又改稱為『窄帶皆伐』……詢之森林經營部門幹部的意見，他們說，他們是按照制度辦事，上面怎麼交代，下面就怎麼辦，……可是更新的問題是否解決了？好象誰也沒有把握。」[13]
事實證明劉慎諤等專家的意見是有道理的。因為當時即使在所謂強度擇伐跡地上的紅松小苗也常因為遮蔭不足而枯死。在皆伐的跡地上上的情況就更為不妙。在皆伐林區，盡管留了一些針葉母樹，同時進行了紅松的直播造林，但是並沒有紅松長出，代之出現的是以糠椴、山楊等闊葉樹為主的針闊混交林。原因在於紅松、雲杉、冷杉都是在林內更新，而全光不適於這類樹木小苗的生長，因此無法直接恢復。另外，在有些皆伐的跡地中長出的是雜草。結果是「只見砍伐森林，不見恢復森林」。[14]而且情況日趨嚴重。
當時存在的問題在於不注意以往經驗的總結。不根據客觀情況，片面強調學習蘇聯經驗，盲目主張皆伐。全然不顧蘇聯森林面積很廣，遠非中國可比這樣一種實際情況；也不考慮捷克、法國和東德仍然採用擇伐的國家的經驗。此外，一方面強調採伐工業的速度，提高木材產量。另一方面效率低下和浪費木材的現象卻十分嚴重。有專家指出，我國當時森林資源的利用只有27%，原木的利用率只有50%。而發達國家的原木利用都已利用到80—90%以上。東德的一個教授在看到東北林區內木材的驚人浪費現象時感慨地說：「如果你們說你們的木材不夠用的話，你們只要少糟蹋一些，還可以少砍一些，也就等於多生長一些。」其實只要少浪費一些，我們的森林破壞速度也會減緩一些。當時甚至流行放手採伐，然後進行全面人工造林的主張；而全然不顧森林的演替規律，以及當地森林生長緩慢和木材供應的持續性之特點；有人則從一種急攻近利的觀點出發，主張放棄生長比較遲緩的針葉樹種，通過重新造林以發展速生樹種森林來解決木材需求和發展林業，完全不顧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中的不同需要。
由於決策者缺乏科學的育林用林思想，誠如有人指出的那樣：「在全部伐區的任務，都集中在怎樣完成和超額完成採伐任務的觀點上」[15]只是抱著迅速進入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良好願望。充滿激情的勞動者為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在缺乏遠見的領導指揮下，盲目地模仿蘇聯做法，使我國僅存的比較完好的東北的原始森林，被一片片地「皆伐」。一個個林業局，一個個林場，把頗有哲理的「斧斤以時進山林」、和「木不中伐，不鬻於市」的古訓當作舊觀念加以拋棄。無形中充當了可怕的「綠色殺手」。他們在剃頭式地砍樹過程中，雖然也有大煉鋼鐵和毀林開荒等盲目的破壞；但另一方面，應當承認，在短期內，林業部門確實為當時國家建設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和資金，也使自己成為富有的「林大頭」。然而這種殺雞取蛋式的掠奪自然方式，不但使天然林遭到史無前例的迅速破壞，而且也使自己賴以生存的經濟發生了很大的危機。
有資料表明，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東北林區經歷著嚴重的過度採伐。以東北原先森林覆蓋率最突出的黑龍江為例，「三江平原從1962年至1976年的14年間，該地區天然林面積減少了25%，……又如，愛輝縣的北師河、西峰山、得都縣的小興安等公社，墾荒點建在小興安嶺南部的嶺脊，由於毀林開荒使小興安嶺南部的興安嶺主脈，已接近被墾通，成為大小興安嶺天然防護林體系的突破口」。 「由於森林資源的日漸敗落和近20餘年的集中過量採伐，可采資源已日趨減少，全省48個林業（企業）局，已有35個局已感到難以維持現有生產水平，烏敏河、八面通等12個林業局，可采資源已枯竭，不得不被迫停產而轉為經營局。有半數的局不能實現永續利用，積重難返。」[16]在吉林發生的情況也差不多，「1958年至1966年，長白山林區蒙受過量採伐和亂砍濫伐的威脅。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森林過量採伐尤為嚴重。僅以松江何林業局為例，1971年—1975年的採伐面積較前5年的多1倍，比1958—1962年多5倍。1958—1978年總採伐面積4萬多公頃，其中皆伐面積有2萬多公頃。雖然採伐基地大多數已更新造林，但已由高大成片的原始林變成低矮的幼叢林。特別是長白山林區的採伐量在60年代達到了高峰，與1930年開采前相比較，在降水量等方面已發生巨大變化。」[17]嚴酷的現實是，當遍布各地的林業局在不顧一切的向青山殺去的時候，就註定這種殺雞取蛋式的掠奪行為不能持久。終於在這些林場、林業局一個個刀光閃閃地會師時，這些勤勞的勞動者們終於悲哀地發現，他們的面前已經無樹可砍。
森林破壞導致的惡果是非常嚴重的。以上述的黑龍江省為例，它「致使氣候惡化……平均大風日數每年增加22天。……蒸發量是降水量的四、五倍，十年九旱，……泰來、杜蒙、肇源、大慶、齊市（齊齊哈爾），有沙地面積1200萬畝，現在窪地鹽鹼化、崗地沙化、草原退化。杜蒙現有土地，70%是沙地，風剝現象連年發生，1980年5月27日的一場大風，70%的耕地受災，24萬畝毀種」。 「全省的耕地土壤肥力下降，有機質含量以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的速度遞減，耕地黑土層厚度以每年一厘米的速度遞減……近年來全省水土流失面積已達7500萬畝，超過全省耕地面積的一半以上，每年流失土量2.5億立米。黑龍江的森林資源嚴重破壞還造成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嚴重水災」[18]。
隨著他們不得不放下「屠刀」的同時，不但往日的經濟繁榮已經不再可見，而且原先的老虎、梅花鹿、山參等珍貴的生物資源也成為昨日黃花[19]、[20]。鏡泊湖等名勝，原先應有的瀑布，已經難以再現，湖邊的參天大樹的無情清除，使這棵東北明珠失去往昔固有深邃、含蓄的富有韻味之美，粼粼的波光沒有了樹海的掩映、松濤聲的協拍，低矮的次生林掩飾不了長湖的悲涼和神傷。從東北這棵明珠經歷的滄桑，也使人深深地體會到「風光」—「風景」—「風水」的丟失。更令人難堪的是，大自然開始了狠狠的報復，使東北地區水澇災害加劇，1998年的洪災使當地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生命財產的損失。而原先令人自豪的黑土地，也隨著日益加劇的侵蝕而面臨危機。原來在華北少林地區頻繁出現的水澇災害和嚴重的土壤侵蝕，僅僅在半個世紀之後又在東北初露端倪。林業部降格為林業局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砍樹「林大頭」的終結，而環保局成為環保總局也從一個側面表明原先從資源的過度耗費已經使人們不得不把保護放到了更高的議事日程。
三．有關的思考
當然東北林區森林破壞只是我國這方面的一個縮影，實際上，在上個世紀下半葉，我國森林的采育和更新由於缺乏科學的管理和規劃，一直在遭受著嚴重的摧殘。1949年，國家計劃內的木材產量為567萬立方米，到1984年前後，增加到5000萬立方米左右[21]。以這種速度砍樹，環境惡化恐怕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有人這樣寫道：「在左的路線影響下，森林資源方面的政策失誤，管理不善，致使全國主要採伐林區超量採伐，消耗量大於生長量。到80年代末，出現了森林資源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嚴重局面。」[22]充分說明了後果的嚴重性。
東北林區的破壞，很好地證明，一個地區乃至整個國家，如果不能很好地合理利用資源，缺乏長遠的戰略眼光，沒有長遠的打算，那麼很快就會釀成災難。當然首先是自然災害，處理不當，就會使之發展為社會災難。因為自然和社會是通過經濟加以聯系的。應該說東北地區的人們和其他地區的人們一樣是勤勞勇敢的。他們也都不缺乏智慧和聰明。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很顯然，是我們的政策缺乏長遠的考慮。也沒有使人民真的有「主人翁」的責任感，就是說有保護森林的自覺性。或者說他們過於相信上級，並未考慮到森林的破壞與他們和社會的切身關系，他們只是服從國家的命令，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一旦上級的指示出了問題，他們是不會考慮，或者考慮也不起作用的。
另外，不尊重合理的科學建議，是這塊「寶地」遭到迅速破壞的主要原因之一。很顯然，假如在開發東被森林資源的時候，稍微考慮一下劉慎諤等林學家的合理建議，採取弱度的「擇伐」，那麼毫無疑問就能較好地保持森林的天然更新，使其良性循環，完整地維持這個巨大的「綠色金庫」，使之更好地發揮應有的長遠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按理說，實事求是是唯物主義者的優良傳統，但遇到一些具體的決策問題時，一些政府領導卻往往忽略了這種應有的基本精神。
大家知道，在東北那種氣溫低、降水量少的林區，樹木的生長和更新是非常緩慢的。只有分期分批把適合開採的林木逐步採伐，同時撫育那些還屬於未成熟或幼齡的森林，才能使這種可更新資源達到持續利用的目的。這樣做還有另一方面的好處，即保持良好的植物生態群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內的造林方式存在著很突出的問題。且不論當時的形式主義，年年造林，年年不見新林出現，常搞些虛幻的數字，自欺欺人；致命的弱點體現在不講究科學。正如劉慎諤所指出的那樣，紅松林的更新是有其自身的規律性的，僅憑主觀意志結果只是適得其反。
這種情況在全國是普遍存在的。在南方的紅壤土丘陵中，馬尾鬆通常能生長在向陽和山樑上，而杉木通常生長在比較潮濕和遮蔭的山坳和山坡中。而當地的一些地方幹部一般只知道憑著良好的願望，經常令百姓一座山一座山地把原來的植被砍伐甚至燒掉，然後再種上經濟價值較高或生長較快的單一數種。殊不知，違反了植物分布的基本規律，結果常常是事倍功半得不償失。其實維護原來的植被，合理地進行適當的人工更新，比這種「整齊劃一」的造林方式要經濟和可行得多。在不適合地方種植不合適的樹不能達到理想的結果；至於在不合適的地方造林，胡亂地號召、發動群眾做違反樹木本身生長規律的事，盲目鼓吹「人定勝天」只能是勞民傷財。
對於森林的愛護，古人已經多有很好的論述，護林碑在我國各地都有。但是為何大家都知道護林的重要，甚至立碑強調它的重要性，為何還是不管用呢？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法律的保障方面存在著缺陷，因而生產建設中存在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浮躁、短視行為就很容易給包括森林在內的各種資源帶來致命的危害。因為開發資源非常容易顯露成績，迅速帶來本部門的榮耀和種種經濟乃至政治上的好處，而維護資源則是一個需要耐心、進行持久而細致甚至艱苦工作的過程，成績的顯現也要緩慢得多。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五六十年代的初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兩次的所有制變革也給集體森林帶來了嚴重的破壞。頭次是因為公有制使不少農民試圖將要成為公有的林木盡量採伐，到手的就是自己的或是小集體的財產。改革開放以後，不少地區的山林又劃歸私人經營，許多農民生怕以後政策又發生變化，馬上把樹盡量砍伐，造成了森林的第二次嚴重破壞。如果我們的森林法從一開始就考慮得全面一點，對業績的評價體系有更客觀的指標，法律能被始終如一地執行，那麼那種不計後果的開發方式可能就不會蔓延。
也許我們應該從我國東北林區的破壞吸取這樣一個教訓，即涉及資源、環境這樣一些重大決策的問題，應該避免主觀浮躁、急功近利和片面強調部門利益。片面地迎合所謂的「建設需求」。應該充分總結以往的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有嚴肅的科學理論分析和實驗依據，用科學的理論指導實踐。使實踐符合自然規律。急功近利往往欲速則不達，有時甚至走向勞民傷財的一面。因為這種涉及整個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問題，需要嚴謹、科學，忌諱嘩眾取寵、欺世盜名。一旦處理不好，將帶來嚴重的災難性後果。不但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嚴重的經濟財產損失，而且可能使我們的生存環境惡化，失去持續發展的先機，為以後的發展背上承重的包袱，在後人身上造孽。這種教訓有過不少，這種失誤不是哪個部門和團體對此負責就能了事的，追究個人責任既無可能也無意義。
Ⅲ 求有關我國亂砍亂伐造成植被破壞的相關資料~！急急急~~！！！
我在《學問中國》中曾經提到，中國古代農耕文化對長江流域生態系統的破壞，是長江水患的根本原因。今年入夏以來、迄今仍在持續的長江超級（百年未遇）大洪水，迫使我們從學理上進一步思考和探討這一問題。我認為，今年的長江大洪水應該視為一場生態災難。生態災難，是天災，也是人禍。
今年長江大洪水的直接起因是全流域性大規模降雨。據氣象專家講，這種現象與厄爾尼諾現象有關。厄爾尼諾現象是由於地球自轉速度變慢而引起的、海洋與大氣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地球大氣環流不規則波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熱帶天氣系統，亞熱帶天氣系統跟著出現異常。厄爾尼諾現象與大氣二氧化碳增多所造成的溫室效應也有關系，特別是大量的持續性降雨與之相關。這樣看來，即使厄爾尼諾現象也與人類行為造成的大氣變化有關。據說，長江流域幾次大洪水，都出在厄爾尼諾現象的次年。31年如此，54年如此，今年又是這樣。
厄爾尼諾現象帶來了大規模的集中降雨，這是長江大洪水的首要原因。然而今年的降水量並不是歷史上最大的，長江汛期迄今總流量只有200億立方米，遠不及54年的1000億立方米，而長江水位多處多段卻出現了超歷史最高水位，且長時間居高不落。這就說明，導致大洪水的尚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並不是一下大雨就出現大洪水。綠色植被可以充分吸收水分，大雨季節制止山洪暴發，乾旱季節保濕涵水，據專家估計，10萬畝森林的蓄水作用相當於一座200萬立方米的水庫；其次天然的大江大河可以疏通大水；再次，與大江大河相連的大小湖泊可以調節水位。如果這些因素遭到人為的破壞，那麼就會出現一下大雨就形成水患的局面。
我曾經提到，長江上游的綠色植被破壞，長江中下游的圍湖墾田，是長江水患愈演愈烈的兩大根本原因。
綠色植被破壞之後，地表毫無涵水功能，所有的雨水都由高處向低處直沖而下，綠色植被率很低的華北地區經常發生的山洪暴發就屬此列。洪水直瀉還帶來水土流失。洪水沖走了地表的有機土壤，使之成為不毛不育之地。洪水所帶走的泥沙則進一步淤塞河道，使河流的瀉洪功能降低甚至喪失。因此，一般講來，綠色植被破壞是水患的罪魁禍首，無論南方洪水還是北方的洪水。歷史上，大規模的森林砍伐曾經使黃河成為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以致今日斷流數百天，有成為一條內陸河的危險；也使長江有成為第二個黃河的危險。縱觀兩千多年的歷史，我國的森林覆蓋率越來越低。50年代的土法上馬大煉鋼鐵和70年代的農業學大寨劈山造田，使我國的森林遭到毀滅性的破壞。80年代以來高速的經濟增長在許多地區是以亂砍亂伐樹木為基礎的。
綠色植被大肆破壞的結果，具體到長江流域，是使長江中上游成為全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長江流域總面積約180萬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積已由50年代的36萬平方公里上升到90年代的56.2萬平方公里。由於大面積的水土流失，有機土壤損失不說，長江流域存在嚴重的湖泊萎縮、河道淤積。洞庭湖年淤積泥沙1.2億噸，50年來湖面縮小了33.2%，容積縮小了43.7%，損失洪水調蓄能力100億立方米。鄱陽湖年淤積量也達到1210萬噸，湖床平均每年增高3厘米。這樣巨大的調蓄能力的損失，難怪長江水患不愈演愈烈。我們試假定洞庭湖和鄱陽湖的容積能夠恢復到50年前的水平，以現有的堤防，今年的大洪水將有多少危險？
導致長江流域調蓄能力下降的另一原因是大規模的圍湖墾田。湖泊作為長江水系的天然調節器，其被圍墾之後人為的造成洪災。圍出的湖面必得修堤以擋洪水，修堤圍湖的人多起來，洪水沒地方去，結果是所有的堤防都得加固，不然就會被沖毀釀成洪災。同樣道理，湖面都被圍起來了，長江之水無處宣洩，只得加高加固江堤。這樣就造成了「垸益多，水益迫。客堤益高，主堤益卑。故水至不得寬緩，湍怒迅激，勢必沖嚙，主堤先受其害。」（《沔陽志》）湖北省號稱「千湖之省」，我不知道現在還剩下多少湖泊。以我的家鄉湖北省武穴市（廣濟縣）為例，1948年時尚有大小湖泊33個，總面積96平方公里。經過幾十年的圍墾，現在只剩下3個，面積只有37平方公里。現存的3個，湖面也大大減少。這次大洪水，雖長江干堤未損，但所圍的湖田均發生內澇。
正是由於植被破壞和圍湖墾田的趨勢一直沒有改變，長江水患愈演愈烈。從公元前185年到1911年2096年的歷史，長江共發生了有歷史記載的大小洪水214次，平均每10年一次。民國38年中發生大水7次，平均五、六年一次。90年代，長江流域水災更加頻繁，水位不斷攀高。及至今年的超級大洪水，幾乎全線超歷史最高水位。數百萬軍民死守江堤已有月余，但還是險情不斷，目前依然面臨著最危險的關頭。
在巨大的災害面前，我們應當警省：著眼於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對我們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應有足夠的反思。我們必須意識到，「可持續發展」戰略決不應該是為了應付國際社會的呼聲而做出的權宜之計，而應該是我們中國人迫在眉毛的當務之急。如果再不注意生態環境的恢復和重建，上游的水土流失將對三峽工程構成致命的威脅，而長江中下游則難免年年告急。一味加高加固江堤以御洪水，不是我們中國人的智慧。治標更要治本。我們的祖先大禹已經認識到治水當注重疏通而不是一味防堵。在繼續搞好長江水利建設的同時，要大搞植樹造林，恢復和增加綠色植被，當務之急是徹底制止長江上游依然還在進行的亂砍亂伐，要把植樹造林當做水利工程來抓；在長江中下游疏通河道，有計劃的退田還湖，清淤增容，發展多種經濟。
長江連年水患，黃河斷流，有成為一條內陸河的危險，這無疑是一個警示。如果說龍的傳人命運系於黃河長江兩條龍脈，那麼，今日兩河的狀況，就是對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命運的觸目驚心的提示。我呼籲，「生態立國」應成為我們的基本國策，並且應依此基本國策制定我們的發展道路。在此洪水依然肆虐、長江大堤繼續經受嚴峻考驗的時刻，人們應該認清，今年的長江大洪水是一場生態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