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為什麼要大煉鋼鐵

❶ 七劍是怎麼合壁的

先把七把劍按高低次序擺個七星位 都倒插在地上

然後你人站中間用你的左腳往地上跺七下 記住是七下

接著再大喊一聲：「我不是SB，給我合壁。」記住喊的時候要虔誠。

然後七劍就合壁了。

❷ 中國和蘇聯，俄羅斯的關系是如何發展的

80年代中後期，當時中國穩步發展，蘇聯快不行了，所以又和中國恢復了友好關系。
具體來說可以看看下面這段：
「中蘇關系恢復正常化，是八十年代外交關系的重大突破。 」
1985年10月，鄧小平會見齊塞奧斯庫時，就請他給戈爾巴喬夫捎話：「如果蘇聯同我們達成諒解，讓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而且能辦到的話，我或胡耀邦願意同戈爾巴喬夫同志會見。我出國訪問的歷史使命雖已完成，但為這個問題，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礙這一條應首先解決，我們等待答復。」在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鍾」節目記者華萊士電視采訪時，鄧小平闡述更為充分，也更為世界所知曉。此後，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蘇聯在消除三大障礙上的實際表現和進展，1989年5月，中蘇高級會晤終於實現，兩國、兩黨關系從此正常化。鄧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們這次會見的目的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他建議：「多做實事，少說空話。」
蘇聯撤回所有技術人員 蘇共二十大 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蘇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舉行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蘇共新領導人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尖銳地批判了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並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提出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註：參見《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這一不尋常的做法不僅在蘇聯國內，而且也在中國和全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獲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後十分重視，立即多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對此事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表明，中國領導人最初的反映比較復雜。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和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既「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毛澤東說：「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頁。）總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方面並不反對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甚至認為這樣做也大有好處，解放了各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認為赫魯曉夫的做法有缺點，即批判斯大林這樣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黨商量，搞了突然襲擊；對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說是全盤否定斯大林，只講錯誤，不講功績。（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頁。）這表明，從如何對待斯大林這一問題開始，中共中央並不完全贊同蘇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觀點。中蘇之間產生了分歧，打破了過去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總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領導人不僅在內部批評蘇共的做法，而且先後撰寫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第一次雖然婉轉卻是公開地表明了不同於蘇共的意見。除了在斯大林問題上雙方產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理論也不贊成，認為這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原則。不過，在最初的一年時間里，毛澤東等人並沒有就「和平過渡」問題與蘇共領導人爭辯，也沒有公開發表文章批評赫魯曉夫的觀點，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召開時，由於蘇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才在會議的內部討論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觀點，要求蘇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後不久，除上述兩大分歧外，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又有新發展。由於受蘇共二十大的間接影響。1956年先後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處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滿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評蘇共和蘇聯在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關系時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等等。不過，相對而言，1957年以前，中蘇在其他問題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問題與和平過渡問題那麼重要，那麼引人注目。

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產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況發生改變，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以筆者之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雙方的經歷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問題的出發點也不一樣，因而難免出現分歧。以斯大林問題為例，不管赫魯曉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確，他畢竟是從蘇聯的情況和蘇聯的需要，包括赫魯曉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發的，而中國領導人對斯大林執政時期的內情並不十分了解，對斯大林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後果並無切身感受，又主要是從國際共產主義和中國的需要出發考慮問題的，自然看法也就不會和蘇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無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貫英明、正確的神話，打破了蘇共和蘇聯完美無缺的神話，也削弱了斯大林、蘇共和蘇聯長期唯我獨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全世界共產黨人的思想，不僅使他們敢於懷疑蘇共蘇聯，也敢於發表不同於蘇共和蘇聯的意見了。而在蘇共二十大以前，特別是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三是經過建國初期幾年的實踐和發展，新中國逐漸壯大起來，中共領導人也有了一定的經驗，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設方面，逐漸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新上台的領導人，包括赫魯曉夫在內，在資歷、威望、經驗等方面均無法與毛澤東等人相比，這使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強，無須再像過去那樣，在蘇共和蘇聯領導人面前十分謹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澤東兩次訪問莫斯科時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現，最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

今天看來，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兩黨之間出現分歧，不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麼壞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時期」那樣「完全一致」倒並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雙方處理得當，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不一定對既存的友好合作關系產生消極的影響。這已為1956-1957年的事實所證明。

實事求是地說，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兩年多時間里，盡管中蘇兩黨在斯大林、和平過渡、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關系等問題上有了重大分歧，雙方不斷產生爭執，但中蘇關系不僅沒有倒退，甚至還有新的發展，比1955年以前更為密切。其間，不僅雙方繼續進行友好合作，蘇聯還增加了對中國的援助。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由於蘇聯答應在導彈核武器的研製方面幫助中國，並同意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樣品，中蘇兩國因而在1957年10月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當時的意識形態分歧未使中蘇關系發生逆轉，當然是有原因的。筆者認為，一是雙方的分歧和爭論並不很多，而且局限於一般理論問題的范圍，還沒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二是在爭論中，主要是中方批評蘇方，而赫魯曉夫等人因為立足未穩麻煩頗多，特別需要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不得不對中方的批評採取忍耐態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蘇方的經濟軍事援助，並希望繼續維護中蘇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評蘇方時所持的態度和方法均比較謹慎，並沒有上綱上線，更沒有激怒蘇方的意圖和做法，從而使爭論大致上能在心平氣和的氣氛中進行。可見，只要處理得當，意識形態分歧與中蘇關系的惡化並無必然的聯系。

（二）

盡管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兩年多時間里，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沒有損害雙方的關系，但從1958年夏天起，中蘇關系還是開始發生逆轉，逐漸惡化了。誠然，中蘇關系的惡化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意識形態分歧，但也不可否認，意識形態分歧也對加劇中蘇關系的惡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需要認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後，意識形態分歧是怎樣加劇中蘇關系惡化的？

筆者認為，總的說來，1958年夏天之後意識形態分歧之所以開始損害中蘇關系，是因為中蘇之間出現了其他新的爭執，致使意識形態分歧進一步擴大，並和其他爭執交織在一起，而雙方對分歧和爭執又採取了錯誤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1958年夏天開始，中蘇之間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而且各種分歧和爭執交織在一起，使原來似乎無關緊要的意識形態分歧陡然變得更加嚴重，更加復雜，更具破壞性了。

在國際交往中，任何一個國家無疑都要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中蘇之間也不例外。不過，在「蜜月時期」，由於雙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則，不做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事，故雙方雖在一些小的問題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沒有什麼爭執。然而，從1958年夏天起，情況卻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涉及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發生了沖突。最初的風波就是當年夏天連續發生的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蘇方出於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國希望在建造潛艇方面得到蘇方幫助之事，提出雙方共同合作在中國建設一座長波電台和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但中國方面卻認為，這是蘇方以幫助中國為借口，實際上侵犯中國的主權，並有控制中國的企圖。雙方為此爭執了好幾個月。毛澤東為之大發雷霆，赫魯曉夫則為此急匆匆地飛到北京，為蘇聯辯解。此事後來雖然都不了了之，但從此雙方種下惡感。接著，當年8月又發生台灣海峽問題的爭執。中國為打擊蔣介石集團和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未與蘇方磋商便發動了炮擊金門、馬祖之戰，蘇方雖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國，反對美國，但因擔心炮擊金、馬會引起美國的武裝干涉，將蘇聯拖進美蘇大戰之中，故實際上對中國不滿，並且進而單方面撕毀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收回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承諾。1959年中國為維護自己領土主權，反對印度在中印邊界進行挑釁，採取自衛手段。但蘇方認為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對蘇美緩和不利，破壞了赫魯曉夫訪美的和平氣氛，因而不顧中國的一再反對，公開發表了一個袒護印度的聲明。此外，蘇聯也對中國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不滿，而中國則對赫魯曉夫熱衷同美國拉關系頗有微詞，如此等等。顯然，上述爭執都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一般來說，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的沖突必然會影響到彼此關系的好壞，因而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也必然損害雙方的關系，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中蘇關系也會發生逆轉。然而，與一般的國際關系不同的是，中蘇之間不僅存在著國家利益問題，又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且兩者又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這就使問題更加復雜，更加嚴重了。

❸ 第一次鄭州會議的概況

第一次鄭州會議的背景
北戴河會議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於9月10日公布後，全國迅速掀起了大規模的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為了確保鋼鐵生產任務的完成，中央提出了其他部門「停車讓路」，「讓鋼鐵元帥升帳」的要求。在「以鋼為綱」的口號下，一個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大煉鋼鐵運動，在全國迅速開展起來。不但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也沖亂了整個國民經濟。由於全民大煉鋼鐵，這一年的積累從1957年的24．9%猛增到33．9%。煤、電、運輸、基建項目投資一年內增加了一倍。國家職工由2451萬人增加到4532萬人。結果不僅造成了工業內部的比例失調。忽視質量、拚設備等嚴重問題，而且給農業帶來了極大影響。在大煉鋼鐵中，各地組織「大兵團作戰」，全國參加大煉鋼鐵的人數一增再增，最高達到過9000萬人。在農業秋收大忙季節，農業第一線的強勞力被抽去大煉鋼鐵，使得這一年的農業豐產卻沒有能夠豐收。
在大煉鋼鐵的同時，以「一大二公」為指導思想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也一哄而起。至9月底，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有12個省、市、區100%的農戶加入了人民公社，10個省、區有85%以上的農戶加入了人民公社，4個省、區即將基本實現公社化，只有雲南省稍晚一點，10月底實現。到10月底，全國原有的74萬多個農業社，合並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戶有1．2億戶，占總農戶的99%以上。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由於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搞了「窮過渡」，颳起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幹部特殊化風也發展起來，給農村中的生產和生活造成很大的損失。 一、明確提出要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兩個界限。
這次會議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廣泛地討論了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毛澤東針對普遍存在混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情況，在會上的講話和讀書談話中，在肯定人民公社是實行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的同時，反對了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和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明確指出，必須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他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他說，將來達到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也不等於就是實行共產主義。毛澤東指出，有些人總想三五年搞成共產主義，認為可以立即宣布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進入共產主義，誰不贊成就說誰右傾。這是錯誤的。兩個過渡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兩個過渡只能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進行，不可能在生產力還沒有充分發展的條件下，立即完成這個過程。這正如我們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個體所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一樣，也只能逐步完成上述兩個過渡。 二、批駁了在現階段就廢除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商品交換，實行商品調撥的錯誤主張。
毛澤東指出，現在，在有些人看來，人民公社經濟主要是自然經濟，他們認為人民公社只有自給自足，才是有名譽的，如果進行商品生產，就是不名譽。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他指出，人民公社應該按照滿足社會需要的原則，有計劃地從兩方面發展生產，既要大力發展直接滿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給自足性生產，又要盡可能廣泛地發展為國家，為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產。通過商品交換，既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換回等價物資，滿足公社生產和社員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
毛澤東針對陳伯達等人要求現階段就廢除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商品交換，實行商品調撥的錯誤觀點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廢除商品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我們不能避開一切有積極意義的諸如商品、價值法則等經濟范疇，而必須使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中國是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的國家，商品生產不是要消滅的問題，而是要大大發展的問題。為了團結幾億農民必須發展商品交換。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之勢，一提商品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嚮往共產主義，傾向不要商業了，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商品調撥。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客觀規律的。如果這樣做，實質上就是剝奪農民。 為了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更多地了解馬、恩、列、斯對於商品和價值法則等經濟理論問題的觀點，以糾正一些錯誤認識，毛澤東在會議期間(11月9日)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建議他們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他說，「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我以為這是主要的)；哪些說得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或者模糊影響，作者對所要說的問題，在某些點上，自己並不甚清楚。」他強調指出，「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現在需要讀書和辯論，以其對一切同志有益。」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帶領與會同志，認真地閱讀和討論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

❹ 談談1949-2009中國巨變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毛澤東曾說：「我們能造什麼？桌子，茶碗茶壺，還能種糧食磨面，但我們連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然而，僅僅60年後，我國已建起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生產能力千百倍地增長。製造業規模居世界第三，信息電子產業世界第二，主要工業消費品產業規模世界第一。中國顯現出千年未有的富足，舉世震驚！
這是一個充滿激情與夢想的60年；這是一個變革與重構交織、海水與火焰交融的時代。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造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發展奇跡。
銳意改革，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跨越。
歷經多年戰亂，新生的共和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黨和政府力挽狂瀾，統一財經，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進行土地改革，國民經濟得以迅速恢復。1953年我國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確立了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標，「一五」計劃隨之展開。此後接連執行的四個五年計劃，前後20餘年，盡管有過挫折、停滯和彷徨，但取得了不少成績。到1979年，我國的工業企業達到35萬個，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產達到3200億元，相當於舊中國近百年累積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25 倍，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隨著時代的進步，這套制度體系也逐漸顯露出一些弊端。1979年，鄧小平在深刻總結和思考的基礎上一語驚人：「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首次把非公經濟界定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黨的十四大把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1992年鄧小平南巡，首次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標准，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以此為契機，同年舉行的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此後，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完成了從 「對立論」到「補充論」再到「共同發展論」的飛躍。
重溫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程，非公經濟的蓬勃發展是其中最具活力的篇章。從1978年到2008年，非公經濟從佔全國GDP的不到1%增長到了65%，吸納了全國80%的新增就業人口，貢獻了 71%的稅收和70%的技術創新。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解脫出來後，生產率大幅提升。2002～2007年，全國國有企業銷售收入從8.53萬億元增長到18萬億元，年均增長16.1%；實現利潤從3786億元增長到16200億元，年均增長33.7%；上繳稅金從6794億元增長到15700億元，年均增長18.2%。
二、擴大開放，成功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轉折。
改革開放前，由於西方國家的封鎖，我國基本上處在半封閉狀態，對外貿易規模很小。1978年，進出口總額只有206億美元，2008年達到2.56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德國，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2萬多億，躍居世界第一。現在，我國一天的進出口貿易額就相當於1950年全年的4.6倍。我國出口產品結構也發生了質變，從出口原材料、基本消費品到高技術產品，如今，機電類產品已佔出口產品比例的 90%以上。我國正迅速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聯想、海爾、華為等一批民族品牌已成為世界級品牌。
1978年以前，我國利用外資基本是空白，現在成為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30年，實際使用外資額累積近1萬億美元。目前已有63.5萬家外資企業在我國安家落戶，世界500強企業中有480多家在華投資。新世紀以來，我國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走出去」。2003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28 億美元，2008年已達406億美元，5年來年均增長超過70%。截至2008年底，中國非金融類海外投資累計已達1500億美元，分布在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深入的國際合作加快了我國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三、科學發展，推動經濟建設和綜合國力不斷躍升。
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逐步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以階級斗爭為綱，造成社會動盪、經濟停滯。1978年，我國開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征程，國民經濟從此「滾雪球」般發展起來：從1949到1986年的27年間，中國經濟總量才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從1萬億元到2001年的10萬億元，用時15年；到2006年達到20萬億元，用時5年；到2008年的30萬億元，僅用2年。經濟規模1978年佔全球的1.8%，2008年佔到 6%。我國用短短30年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200多年的歷程，並逐步走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我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壯大——
共和國成立之初，我國交通運輸基礎薄弱，所有鐵路、公路、航空里程加在一起不到10萬公里，每年客運量只有1.4 億人次。到了2008年，我國僅陸地通車里程就近373萬公里，99.2%的鄉鎮通了公路，高速公路通車里程超過6萬公里，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年客運量高達268億人次；全國貨物運輸總量達到249億噸，比1949年的1.6億噸增長156倍。
舊中國的能源工業水平極低，多為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所壟斷。新中國成立後，逐步形成以煤炭為主體、電力為中心、石油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全面發展的能源供應格局，自給率達90%以上，成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產國。
1950年我國鋼鐵產量只有61萬噸，而同期美國的產量是8700萬噸，英國是1655萬噸。為了「超英趕美」，我們曾舉國「大煉鋼鐵」。自1996年起，我國鋼產量就連續13年排名世界第一。2008年寶鋼歷經10年，研發出第一卷「取向硅鋼」，登頂鋼鐵製造技術的「珠穆朗瑪」。
1949年，我國路面行駛的130多種不同品牌的汽車，無一是中國製造。從 1956年第一輛「解放牌」下線，全年61輛的產量，到2008年年產934.5萬輛超過美國，全球第二，不過短短50餘年……
如此巨變不勝枚舉，足以讓歷史學家著迷，奧妙何在？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上總結：「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改革開放未有窮期，我們還在路上。

二 農業跨越：從「繳皇糧」到領補貼

2006年，河北農民王三妮拿出原本打算買車的8萬元錢，鑄造了一尊重達252公斤的「告別田賦」 鼎，560多字的銘文記錄了一件大事：從2006年1月1日起，中國農民再不用繳納農業稅了。至此，延續2600年的「皇糧國稅」成為歷史。進入新世紀以來，為了彌合城鄉差距，讓農民更多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國家在廢止農業稅的同時，還出台了良種補貼、糧食直補等一系列惠農政策，民心大振。
農業上像這樣值得紀念的大事還真不少。1950～1952年進行的土地改革，結束了幾千年封建剝削土地制度，3億多貧苦農民第一次分到屬於自己的土地。1956年農業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但受「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情緒影響，農業生產陷入低潮。計劃經濟體制有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但也暴露出效率低、缺乏激勵的弊病。十年「文革」的結束給了人們變革的勇氣。1978年冬，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悄悄簽定了「包產到戶」的「生死契約」，揭開了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序幕。1982～1986年，中央連續5年發出「一號文件」，肯定了小崗農民的首創精神，在全國推廣「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激發了億萬農民勞動致富的熱情。2004～2009年，中央又連續下發6個「一號文件」，核心思想是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農村進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的新階段，「多予、少取、放活」成為新時代農業的主旋律。近5年，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資金累計達1.6萬億元。正是在黨的正確領導下，60年農業一路跨越，成就非凡。
一、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產量以及人均佔有量均大幅度增加。中國是個農業大國、人口大國。舊中國飽受外國列強侵略，農業生產水平極低，80%的人口長期處於飢餓狀態。1949年，全國糧食產量只有1132億公斤，人均佔有量不到210公斤。2008年，糧食總產量達到5285億公斤，實現連續五年增產，人均佔有量達到406公斤，有效應對了全球糧食危機。我們用世界 10%的耕地解決了佔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糧食自給率達95%！
二、農業機械化水平大幅提升，「科技增效」碩果累累。新中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小麥、稻穀、大豆等大宗農作物機械作業面積大幅提高。全國農機總動力由 1978年的1.175億千瓦增加到2007年的7.659億千瓦，增長了5.5倍。農業科技已經在雜交水稻、雜交玉米、轉基因抗蟲棉等一系列重大核心技術方面取得突破，培育並推廣農作物新品種、新組合6000多個。與此同時，重大栽培技術和病蟲害綜合防治等一大批成果的推廣運用，使糧食單產由1949年的每畝68.6公斤提高到2008年的310公斤以上。特別是雜交水稻育種技術居世界領先地位，水稻單產高達800公斤。
三、農業結構不斷優化，農、副、牧、漁、林齊頭並進。經過60年的調整，我國基本形成種植業的區域化生產。河南、黑龍江等13個糧食主產省提供的商品糧佔全國的80%以上；全國已形成東北的大豆、玉米帶；黃淮海地區花生、小麥帶；長江流域油菜帶；黃河流域和西北內陸的棉花產業帶。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房前屋後、栽果種樹的「庭院經濟」效益明顯，供應大中城市的蔬果基地發展迅猛。畜牧業生產能力顯著增強。目前，我國肉、蛋總產量已居世界首位；肉、奶、蛋人均佔有量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漁業生產發展勢頭強勁，水產品年均增長率達到10.5%，比同期世界漁業增長率高出7.4%，位居世界前列。「防沙治沙」「退耕還林」等植樹造林、改善生態環境的十大重點工程，取得成效。我國森林面積由1949年的8280萬公頃，森林覆蓋率僅8.6%，增加到 17491萬公頃，人工林面積世界第一，覆蓋率增至18.21%。
四、鄉鎮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城鎮化進程。1978 年，全國鄉鎮企業增加值為209億元，而2007年達到近1萬億元。伴隨農村工業化進程，我國城鎮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 44.9%，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
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三農」工作還將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社會主義新農村前景可期！

三 民生改善：從餓肚皮到喝減肥茶

民以食為天，然而，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由於天災人禍，物質嚴重匱乏，糧食緊缺，能吃飽成了人們最大的心願。張大爺家住農村，關於吃，他能說出很多順口溜。小時候是「南瓜北瓜，天天吃它，無油少鹽，稀稀呱呱」；現在，他常念叨：「70年代吃肚飽，80年代吃味道，90年代吃品質，今天我們吃健康。很多人開始操心減肥，喝起減肥茶啦！」
張大爺的故事是中國民生改善的一個縮影，這60年民生成就主要有四：
一、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顯著提高。新中國成立初期，按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衡量，中國就是一個巨型貧民窟：九成人口全年純收入不超過60元人民幣。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把改善民生放在首位。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後，我國逐步確立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城鄉居民的收入渠道不斷拓寬，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成倍增長。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8年4761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 343.4元增加到15781元；居民儲蓄存款總額從1978年的210億元增加到217885億元，增長了1037倍。
二、人民的生活質量明顯改善。百姓「不差錢」，消費自然旺，生活質量隨之提高。食品消費逐步由溫飽型向營養型轉變；飲食服務業蓬勃發展，人們得以盡享各國美食。衣著從「穿暖」走向「穿美」；現在，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服裝消費國，還是最大的服裝生產國，2008年出口創匯1198億美元。家庭生活設備逐步現代化，「三大件」耐用品從20世紀80年代的自行車、縫紉機、手錶轉變為90年代的彩電、冰箱、洗衣機，進入新世紀又更新為行動電話、電腦、私家車。2007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達到22.6平方米，農村人均住房使用面積為31.6平方米。近年來，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等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比重明顯上升，休閑、健身、旅遊成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2008年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別是37.9%和43.7%。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標准劃分，農村居民現處於溫飽向小康水平邁進的階段，城鎮居民已從小康向富裕水平邁進，13億人實現了總體小康。
三、醫療衛生事業成績斐然。舊中國每萬人擁有衛生機構0.07個，每萬人擁有衛生技術人員9.32人，人口死亡率高達20‰，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僅為35歲。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逐步健全，醫療技術水平顯著提高。到2008年，中國每萬人擁有衛生機構2.25 個，每萬人擁有衛生技術人員59.6人，人口死亡率下降到7.06‰，居民平均預期壽命提高到73歲，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為切實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難題，2009年4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出台了「新醫改方案」，突出了完善公共衛生服務、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制度等內容，讓老百姓看到了病有所醫的美好前景。
四、社會保障逐步完善。社會保障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在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過程中，針對我國農民佔多數的特點，政府花大力氣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從2003年6月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開始試點，到2008年參加新農合的人口達到8.15億，參合率達到91.5%，比預期提前兩年實現了基本覆蓋所有農村的目標。今年6月國務院決定在全國10%的縣（市、區）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年滿60周歲、符合條件的參保農民可領取基本養老金。看來，沒兒也可養老的日子不遠了。
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描繪了「兩個100年」的宏偉藍圖——到我黨成立100周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只要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我們的目標一定能實現。

四 科教興國：從八成「文盲」到工程師居冠

1949年秋，一封緊急密信送到黑龍江省寧安縣某村村長手中。村長不識字，找到人稱「秀才」的村民讀信，「秀才」看完信撒腿就跑。原來，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嫌犯正是「秀才」本人。真實故事的背後是一個嚴峻的現實：新中國成立時，國民素質十分低下，小學入學率只有20%，文盲率高達80%,「斗大的字不識一個」，科學家、工程師等高端人才更是少得可憐。全國科學技術人員不超過5萬人，其中專事科研工作的不足500人。
教育落後，科技自然不強。西方工業革命出現16錠紡車時，我國還是單錠、三錠；英國1922年就有3000多千瓦的發電設備，發電量達百億千瓦小時，我們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還不會製造發電設備。60年後，我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超過420萬，與美國相當；科技人力資源總量超過5000萬，居世界之冠。「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說：「中國的技術人員比許多國家的人口都多，真讓人羨慕。」我國正實現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華麗轉身」，科教興國正變為現實。
教育成績有目共睹。一是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1986年我國頒布《義務教育法》；2000年基本普及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2007年春，免除全國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2008年秋，免除全國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新中國60年，一項項力度空前的教育政策惠民生、暖民心。目前，全國適齡兒童小學凈入學率達到99.5%，初中毛入學率達到98%。基礎教育規模龐大，居世界第一。二是建立了全球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1977年恢復因文革中斷了11年的高考，中國重新迎來尊重知識和人才的春天。從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間，我國普通高校從598所增加到1022所，招生數量年均增長9%左右。1999年，高等教育招生規模進一步擴大。1977至今的30多年間，全國大中專學校共錄取了 3600萬人，高校錄取率從1977年的4.7%提升到2008年的57%。2008年，高等教育在學總人數超過2700萬人，毛入學率達到了23%，高等教育邁入了大眾化門檻，世界規模第一。三是中等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和繼續教育全面發展。2008年中等職業教育招生突破810萬人，在校生達到2056.3萬人。成人崗位培訓有了迅速發展。素質教育和構建終身教育體系成為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主旋律，中國特色的教育體系已經形成。
科技成就振奮人心。一是「兩彈一星」鑄就新中國科技事業的輝煌象徵。為打破帝國主義的核壟斷和核訛詐，突破國防科技尖端技術，我國成功研製「兩彈一星」，成為新中國科技和建設成就的重要象徵，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的國防和科技實力。鄧小平曾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二是航天科技跨入世界先進行列。2008年9月27日16時41分，我國航天員翟志剛從「神舟七號」飛船艙門進入太空，在茫茫太空第一次留下了中國人的足跡。我國從此成為繼俄、美之後第三個掌握空間出艙關鍵技術的國家。1992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項。17年來，從科學研究、技術試驗到工程應用，我國在衛星回收、一箭多星、地球同步軌道通信衛星定點、宇宙飛船研製和載人航天等領域躋身世界先進行列，又創一個「中國式跨越」的奇跡！三是自主創新成為經濟社會新動力。有人評價2008年可能是中國從『製造』邁向『智造』的元年，一個有力佐證是：我國從事通信設備研發製造的華為公司國際專利申請量達1737件，創了世界紀錄。多年來，我國製造能力佔全球15%，僅次於美國，但只有萬分之三的企業擁有自己的技術，導致了嚴重的「滑鼠現象」，即我國生產的滑鼠在美國一隻賣40美元，我們只得3美元，多數利潤被外國拿走。2004年，中央提出用15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創新型國家。近兩年，科技投入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世界僅有。這5年的專利數量達到300萬件，新中國頭55年總共才200萬件。我國逐步進入依靠創新驅動發展的新階段。
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個重大戰略任務，教育和科技是它的雙翅，科學發展觀則是它的靈魂，將引導我國以鋼鐵般的節奏向前去！

五 民主法治：從「莫談國事」到主席網聊

解放前，酒樓茶肆往往都貼有「莫談國事」的警語，國人連議論國事都有入獄殺頭的危險，遑論政治參與了。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翻身做主人，政治參與渠道越來越多。2008年6月 20日，國家主席胡錦濤赴人民網與網民在線交流，成就中國網民「最幸福的網事」。溫總理與民眾的網路議政，已成為近些年「兩會」的獨特風景。不僅如此，各級官員紛紛「觸網」，「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均能為國建言獻策，千古頭一遭！

六 文化發展：從學雷鋒到志願者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雷鋒日記》中的這段話廣為傳頌，「雷鋒精神」影響並感動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盡管不同的年代，它的表現形式不盡相同。2003年，貧困生徐本禹大學畢業，放棄了掙錢養家和讀研的機會，志願去貴州山區支教兩年。那裡，不通公路、不通電話，晚上只能點油燈，周末跑上 18公里山路才能寄封信。他因此被中央電視台評選為2004年「感動中國」年度人物。2007年，徐本禹再次志願支教，這次是去非洲。他送給心儀女生的禮物是一本《雷鋒日記》。
這只是千百萬志願故事中的一個。2008年5月汶川地震，20萬志願者自發自願奔赴災區，1000 多萬全國志願者參與賑災宣傳、募集捐款、運送物資；8月北京奧運會，170萬名志願者傾情奉獻，創奧運史之最……這60年，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從單一中來，到多元中去；從僵化中來，到生機中去，從沒像今天這樣繁盛，充滿朝氣。

七 國防建設：從「萬國牌」到現代化

1949年10月1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解放軍。受閱部隊中有騎兵、還有馬拉的小火炮。那時我軍機械化水平不高，人均機械化能力只有0.2馬力，不到當時世界平均水平的2%，而且武器多是「萬國牌」的戰利品。60年後的2009年4月23日，中國海軍60華誕，胡錦濤在青島附近的黃海海域進行了海上閱兵。核潛艇、驅逐艦、護衛艦宛如一座座移動的海上城堡；警戒機、偵察機、殲擊轟炸機等新型戰機編隊臨空翱翔。來自29個國家的代表團、14國21艘艦艇匯聚而來，共襄盛世。
回首近代中國，一個曾長久領人類文明之先的東方大國，先後遭到世界上幾乎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和欺辱。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庄嚴宣告：「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國防建設從此拉開大幕，60年成就非凡，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建設一支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我國提出了「建設一支優良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的總方針、總任務，迅速實現了由單一陸軍向多軍兵種合成軍隊的轉變，建立起全軍統一的指揮體系、編制體系和正規訓練。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新確立了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的總目標。特別是海灣戰爭以來，人民解放軍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走上了以機械化為基礎，以信息化為主導，兩者相互促進的跨躍式發展道路，大大加快了國防和軍隊的現代化進程。
二、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兵貴精不貴多。從1975年，鄧小平力主「軍隊整頓」，先後精簡了200多萬軍隊員額，但400萬的規模依然過大。鄧小平憂心忡忡地說：「打仗靠指揮靈便，現在有什麼靈便啊？不消腫就不能應付戰爭。」在1985年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他果斷宣布，裁軍100萬。消息傳出，整個世界都震動了。1997年我軍再裁減50萬；2003年裁減20萬，軍隊總規模降至230萬。通過精簡整編，改革體制，人民解放軍朝著機構精幹、指揮靈便、反應快速、戰鬥力強的目標邁出了堅實的步伐，現代化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三、推進科技強軍戰略和武器裝備現代化。抗美援朝時期，我國進口了大量前蘇聯武器裝備。此後，我國逐步開始仿製蘇式武器裝備，建成大中型軍工企業100多個，科研機構增加到20多個，國防科技工業初具規模，迅速實現了武器裝備的制式化和初步國產化。60年代，我國依靠自己力量發展國防尖端技術，「兩彈一星」的成功震驚世界。改革開放後，陸軍，建立起了快速機動、立體突擊的裝備體系；海軍，建立起了海空一體、適應近海防衛作戰的裝備體系；空軍，建立起了空地結合、攻防兼備的裝備體系；二炮，建立起了核常兼備、射程銜接的地地導彈裝備體系；電子信息裝備，正朝著綜合集成和一體化的方向發展。
四、捍衛了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人民和平生活。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帝國主義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嚴重威脅我國的安全。當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擊退到三八線以南。1953年，美國不得不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戰爭的勝利大大提振了中國人的信心，為新中國的建設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此外，我軍還進行了多次邊境自衛反擊作戰並取得勝利，捍衛了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
6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國防和軍隊建設向著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目標闊步邁進，武器裝備日新月異，後勤保障一體化穩步推進；永不褪色的是聽黨指揮、服務人民的子弟兵——戰爭、洪水、地震……哪裡危險哪裡沖，無一不在印證他們「忠誠於黨、熱愛人民、報效國家、獻身使命、崇尚榮譽」的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

八 統一大業：從相互隔絕到和平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敗逃台灣的蔣介石念念不忘反攻大陸；香港、澳門也與祖國相互隔絕，統一大業任重道遠。改革開放後，鄧小平以超人的智慧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的戰略構想，並在香港、澳門成功實踐，洗雪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人間正道是滄桑，由於美國等外部勢力的干預，海峽兩岸統一之路歷經坎坷，現在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局已初步形成，未來前景可期。60年，中國統一之路史無前例，為世界貢獻了寶貴經驗。歸納起來有兩點特別值得分享：

九 外交輝煌：從「東亞病夫」到東方巨人

60年，中國外交徹底扭轉了舊中國「被迫開放」、新中國近30年「被迫封閉」的局面，最終走上了「主動開放」之路，成為世界和平的中堅，全球經濟的「引擎」，好戲還在後頭！

十 黨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