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國和蘇聯，俄羅斯的關系是如何發展的
80年代中後期，當時中國穩步發展，蘇聯快不行了，所以又和中國恢復了友好關系。
具體來說可以看看下面這段：
「中蘇關系恢復正常化，是八十年代外交關系的重大突破。 」
1985年10月，鄧小平會見齊塞奧斯庫時，就請他給戈爾巴喬夫捎話：「如果蘇聯同我們達成諒解，讓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而且能辦到的話，我或胡耀邦願意同戈爾巴喬夫同志會見。我出國訪問的歷史使命雖已完成，但為這個問題，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礙這一條應首先解決，我們等待答復。」在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鍾」節目記者華萊士電視采訪時，鄧小平闡述更為充分，也更為世界所知曉。此後，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蘇聯在消除三大障礙上的實際表現和進展，1989年5月，中蘇高級會晤終於實現，兩國、兩黨關系從此正常化。鄧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們這次會見的目的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他建議：「多做實事，少說空話。」
蘇聯撤回所有技術人員 蘇共二十大 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蘇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舉行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蘇共新領導人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尖銳地批判了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並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提出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註：參見《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這一不尋常的做法不僅在蘇聯國內，而且也在中國和全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獲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後十分重視，立即多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對此事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表明，中國領導人最初的反映比較復雜。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和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既「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毛澤東說：「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頁。）總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方面並不反對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甚至認為這樣做也大有好處，解放了各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認為赫魯曉夫的做法有缺點，即批判斯大林這樣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黨商量，搞了突然襲擊；對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說是全盤否定斯大林，只講錯誤，不講功績。（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頁。）這表明，從如何對待斯大林這一問題開始，中共中央並不完全贊同蘇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觀點。中蘇之間產生了分歧，打破了過去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總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領導人不僅在內部批評蘇共的做法，而且先後撰寫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第一次雖然婉轉卻是公開地表明了不同於蘇共的意見。除了在斯大林問題上雙方產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理論也不贊成，認為這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原則。不過，在最初的一年時間里，毛澤東等人並沒有就「和平過渡」問題與蘇共領導人爭辯，也沒有公開發表文章批評赫魯曉夫的觀點，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召開時，由於蘇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才在會議的內部討論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觀點，要求蘇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後不久，除上述兩大分歧外，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又有新發展。由於受蘇共二十大的間接影響。1956年先後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處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滿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評蘇共和蘇聯在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關系時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等等。不過，相對而言，1957年以前，中蘇在其他問題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問題與和平過渡問題那麼重要，那麼引人注目。
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產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況發生改變，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以筆者之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雙方的經歷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問題的出發點也不一樣，因而難免出現分歧。以斯大林問題為例，不管赫魯曉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確，他畢竟是從蘇聯的情況和蘇聯的需要，包括赫魯曉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發的，而中國領導人對斯大林執政時期的內情並不十分了解，對斯大林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後果並無切身感受，又主要是從國際共產主義和中國的需要出發考慮問題的，自然看法也就不會和蘇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無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貫英明、正確的神話，打破了蘇共和蘇聯完美無缺的神話，也削弱了斯大林、蘇共和蘇聯長期唯我獨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全世界共產黨人的思想，不僅使他們敢於懷疑蘇共蘇聯，也敢於發表不同於蘇共和蘇聯的意見了。而在蘇共二十大以前，特別是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三是經過建國初期幾年的實踐和發展，新中國逐漸壯大起來，中共領導人也有了一定的經驗，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設方面，逐漸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新上台的領導人，包括赫魯曉夫在內，在資歷、威望、經驗等方面均無法與毛澤東等人相比，這使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強，無須再像過去那樣，在蘇共和蘇聯領導人面前十分謹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澤東兩次訪問莫斯科時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現，最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
今天看來，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兩黨之間出現分歧，不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麼壞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時期」那樣「完全一致」倒並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雙方處理得當，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不一定對既存的友好合作關系產生消極的影響。這已為1956-1957年的事實所證明。
實事求是地說，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兩年多時間里，盡管中蘇兩黨在斯大林、和平過渡、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關系等問題上有了重大分歧，雙方不斷產生爭執，但中蘇關系不僅沒有倒退，甚至還有新的發展，比1955年以前更為密切。其間，不僅雙方繼續進行友好合作，蘇聯還增加了對中國的援助。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由於蘇聯答應在導彈核武器的研製方面幫助中國，並同意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樣品，中蘇兩國因而在1957年10月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當時的意識形態分歧未使中蘇關系發生逆轉，當然是有原因的。筆者認為，一是雙方的分歧和爭論並不很多，而且局限於一般理論問題的范圍，還沒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二是在爭論中，主要是中方批評蘇方，而赫魯曉夫等人因為立足未穩麻煩頗多，特別需要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不得不對中方的批評採取忍耐態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蘇方的經濟軍事援助，並希望繼續維護中蘇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評蘇方時所持的態度和方法均比較謹慎，並沒有上綱上線，更沒有激怒蘇方的意圖和做法，從而使爭論大致上能在心平氣和的氣氛中進行。可見，只要處理得當，意識形態分歧與中蘇關系的惡化並無必然的聯系。
（二）
盡管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兩年多時間里，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沒有損害雙方的關系，但從1958年夏天起，中蘇關系還是開始發生逆轉，逐漸惡化了。誠然，中蘇關系的惡化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意識形態分歧，但也不可否認，意識形態分歧也對加劇中蘇關系的惡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需要認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後，意識形態分歧是怎樣加劇中蘇關系惡化的？
筆者認為，總的說來，1958年夏天之後意識形態分歧之所以開始損害中蘇關系，是因為中蘇之間出現了其他新的爭執，致使意識形態分歧進一步擴大，並和其他爭執交織在一起，而雙方對分歧和爭執又採取了錯誤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1958年夏天開始，中蘇之間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而且各種分歧和爭執交織在一起，使原來似乎無關緊要的意識形態分歧陡然變得更加嚴重，更加復雜，更具破壞性了。
在國際交往中，任何一個國家無疑都要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中蘇之間也不例外。不過，在「蜜月時期」，由於雙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則，不做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事，故雙方雖在一些小的問題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沒有什麼爭執。然而，從1958年夏天起，情況卻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涉及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發生了沖突。最初的風波就是當年夏天連續發生的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蘇方出於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國希望在建造潛艇方面得到蘇方幫助之事，提出雙方共同合作在中國建設一座長波電台和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但中國方面卻認為，這是蘇方以幫助中國為借口，實際上侵犯中國的主權，並有控制中國的企圖。雙方為此爭執了好幾個月。毛澤東為之大發雷霆，赫魯曉夫則為此急匆匆地飛到北京，為蘇聯辯解。此事後來雖然都不了了之，但從此雙方種下惡感。接著，當年8月又發生台灣海峽問題的爭執。中國為打擊蔣介石集團和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未與蘇方磋商便發動了炮擊金門、馬祖之戰，蘇方雖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國，反對美國，但因擔心炮擊金、馬會引起美國的武裝干涉，將蘇聯拖進美蘇大戰之中，故實際上對中國不滿，並且進而單方面撕毀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收回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承諾。1959年中國為維護自己領土主權，反對印度在中印邊界進行挑釁，採取自衛手段。但蘇方認為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對蘇美緩和不利，破壞了赫魯曉夫訪美的和平氣氛，因而不顧中國的一再反對，公開發表了一個袒護印度的聲明。此外，蘇聯也對中國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不滿，而中國則對赫魯曉夫熱衷同美國拉關系頗有微詞，如此等等。顯然，上述爭執都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一般來說，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的沖突必然會影響到彼此關系的好壞，因而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也必然損害雙方的關系，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中蘇關系也會發生逆轉。然而，與一般的國際關系不同的是，中蘇之間不僅存在著國家利益問題，又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且兩者又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這就使問題更加復雜，更加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