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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法院队伍存在的廉洁问题及对策

浅析产生司法腐败的原因和对策
由于受当前社会不正之风的侵蚀和影响，司法机关内部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现象相当严重，有的甚至有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而沦为“阶下囚”，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却严重玷污了司法机关的形象，被人民群众称之为司法腐败，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热点。为什么在社会精神文明高度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健全的今天，而肩负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司法队伍却出现腐败现象呢？现笔者试从其产生原因，预防对策方面做肤浅剖析，以其起到减少、预防司法腐败的作用。
一、 产生司法腐败的原因

产生司法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身内部原因，也有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择其要者，主要有三个方面：

1、 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是产生司法腐败的污染源。

众所周知，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勿庸讳言，也由于种种原因，那些过去曾被长期批判鞭挞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与之俱生，而且呈蔓延发展趋势。作为经常接触社会阴暗面和形形色色犯罪分子的司法机关，自然也难免会受到各种不正之风的腐蚀，使一些干警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如近些年来，一些干警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淡薄了，个人主义滋长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丢掉了，享乐主义膨胀了；廉洁执法的荣誉感忘却了，利用权力捞取个人好处的邪念萌生了。这些"内因"使他们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最终被金钱和贪欲所吞啮。另一方面，目前，愈乱愈烈的说情送礼风也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当前，一些打官司、办事情，习惯于拉关系、走后门，搞权钱交易、权情交易、权权交易，在大汪悔通过法律解决矛盾时，他们不是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向执法人员送礼行贿，企图打通关节，使执法人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处理，许多案子刚接手，双方说情人就接踵而至，出现了“案子刚进门，双方都托人”的怪现象。以致造成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屡禁不止，成为产生司法腐败的土壤和温床。

2、 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是产生司法腐败的“催生剂”。

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个人权力高度膨涨，缺少监督制约，必然导致腐败。作为执法人员，尽管其大都“官小职微”，但他们在处理具体案件中，却掌握一定的权力，有的甚至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因此，加强对他们的监督，特别是在个案中实行监督，尤其显得迫切和必要。就目前我国的监督机制来讲，有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等等。可是，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还未完全走上正规，在惩治和预防司法腐败的立法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对司法部门的监督还显得非常不力。首先，就人大及常委会的法律监督而言，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法律依据，缺少监督程序和措施，常常是过问一下案件的审理情况，滚正而不能发现程序和措施，常常是过问一个案件的审理情况，而不能发现掌握司法腐败的实质问题；就人民群众监督而言，由于不少群众认为“民告官”徒劳无益，害怕打击报复，对司法腐败现象采取陵饥一种克制、忍耐的态度，造成司法人员违法违纪的传闻多，真正受到查处的少；就内部监督而言，由于司法人员具有特定的身份，他们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往往是在“执法”的名义下进行的，犯罪行为具有较大的隐蔽性，查处工作阻力、压力比较多，使一些案件难以查处，或者严查宽处，甚至不了了之。在司法干警缺乏社会各方面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就难免使一些腐败滋生和蔓延。

3、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内部管理不严是产生司法腐败的内因。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普遍薄弱。目前，一些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存在重业务素质轻政治素质，重办案轻政治学习，重物质建设轻思想建设的现象，使个别干警的人生观发生扭曲和错位，将权力商品化、市场化而产生司法腐败。其次，有些司法机关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抓落实不够。近些年来，有的司法机关虽然都制定了清廉从政、严肃办案等规章制度，但“雷声大，雨点稀”者多，真正抓好落实者少，制度流于形式，收效甚微。其三，对司法腐败现象查处力度不够，打击不力，有些司法机关内部纪检、监察组织机构不健全，人员配备不齐，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等思想，对已暴露出来的违法违纪案查处不力，甚至迁就故息，未能起到常鸣警钟，防微杜渐的作用。

二、 预防和减少司法腐败的对策。

司法腐败的产生是复杂的社会性问题，预防和减少司法腐败必须通过全社会的努力，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1、 切实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增强司法人员反腐倡廉自觉性。思想政治工作是预防司法腐败的首要和基础性工作，司法机关必须坚决纠正“重案头，轻人头”的错误倾向，坚持不懈的加强教育工作，使司法干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化廉洁奉公、廉洁执法意识，不贪污腐化、不贪赃枉法、不以权谋私的公仆意识，增强自我免疫功能和抵制不正之风的能力，自觉做到拒腐蚀永不沾，秉公执法，做一名党放心、人民信得过的司法干警。

2、 拓宽内外监督渠道，增强约束机制。首先，要加强内部建设，建立健全一系列自我约束、自我监控的规章制度，如错案追究责任制、执法责任制等。从各处方面加强权力的合理配置、分解、限制和监督，以减少和堵塞滥用权力进行腐败活动的漏洞。其次，要拓宽外部监督渠道，建立行之有效、系统全面的监督网络。司法部门要自觉接受人大和政协等机关的法律监督，新闻部门的舆论监督，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廉政监督员，定期向人大代表汇报工作，重大案件的庭审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邀请新闻部门采访等，使司法人员置于全社会的监控下，以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现象发生。

3、 革除当前司法体制弊端，为严肃执法提供良好的环境。当前司法机关受司法体制的影响，其人、财、物的管理和支配均无自主权，许多方面均受制于行政机关和其它部门，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行政长官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困扰。不少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中，不得不违心的按“长官意志办事”。.因此，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首先实行干警的调入、调出、任免、晋升等由上级司法机关“垂直领导”，使司法干警能够去掉后顾之忧，严格依法办案。另一方面，要实行“财政单列”，保证司法干警能够真正“吃皇粮”而“不吃杂粮”，改变司法干警工资待遇低、生活相对贫困的状态，提高司法干警的地位，改善司法干警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给司法干警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工作生活环境，使其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并从根本上反腐倡廉。

4、 加强纪检、监督工作，严肃查处干警违法违纪案件，保证干警队伍纯洁。司法机关要大力强化、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加强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工作，杜绝有案不立，立而不查，查而不处，处而不严的现象，真正起到震慑作用。

司法腐败防治刍议
作者：陈晓辉 周 宁
在我国，司法腐败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问题。实际上，自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司法活动，司法腐败就伴随其左右。当前进行的司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司法腐败，但是，还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遏制这一丑恶现象。司法腐败渗透到侦察、起诉、审判、改造、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各个环节。司法领域中一些重案、要案不断发生。如何防治司法腐败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就司法腐败有关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司法腐败的主体。有的学者认为，司法腐败的主体不仅包括法官、检察官，而且还包括警察、司法行政人员。笔者认为，这个界定失之过宽。司法腐败指的是司法领域中发生的腐败，其行为主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刑法明确规定的司法工作人员。主要指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人员、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中执行侦察、检察、审判、监管人犯任务的人员以及海关缉私警察。第二类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的人民陪审员。第三类是从事劳动教养的工作人员。

二、司法腐败的现状和特点
1、大案、要案频发。如云南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孙小红严重违法乱纪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法院原副院长潘宜乐受贿25万元案。海口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王德伟受贿30万元案。
2、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吃请受礼、受贿索贿发展到与黑社会性质集团相互勾结，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焦玫瑰索取和收受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巨额财产案。
三、司法腐败成因复杂。司法腐败这一社会顽疾，形成原因复杂，可以从下列因素做一分析：
1、人的天性。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边沁认为，人的天性是“避苦求乐”，具有趋利性。司法人员作为人类群体的一部分，其求力欲、物欲、性欲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暴露出来。正是基于这一人的天性，司法腐败难以根除。在今天，社会转型期，一些思想薄弱、素质不高之流难免抵挡不住物欲的诱惑，做出有损司法公正、法律尊严之事。个人私欲的不断膨胀使得司法腐败之风气日盛。
2、历史文化传统的因素。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官本位”思想严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权大于法”的人治观念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拥有一定司法权力的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可能徇私枉法。另外，人情关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大的市场，在司法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亲戚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无不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成为司法腐败不可忽视的因素。
3、现行分权体制和司法体制。我国实行人大监督的“一府两院”的政体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人大软弱的监督，行政机关超强的权力，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政权受制于行政机关，以及司法体制行政化严重影响司法独立，那么，司法不公正、司法腐败也就不可避免。
4、司法机关的准入失控。贺卫方先生认为，司法机关是外行最容易进入的地方之一。良莠的队伍中，难免鱼目混杂，因此，司法腐败的发生也就不足为怪。
5、监督体制不完善。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形式单一，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缺乏经常性、科学性。司法机关内部监督不到位，监督力度不够。司法机关内部工作运作程序缺乏公开性、公正性，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打开了“暗箱操作”的方便之门。新闻媒体等外部监督不到位，不深入，使得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四、防治司法腐败的对策。司法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在我国还未形成一个有效的防治体系。借鉴国外一些成熟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防治司法腐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完善司法体制。司法机关应实行垂直领导或单一管理体制，即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法院实行单一管理体现。组建相应的惩戒委员会，加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力度，惩治司法腐败。改经费由同级政府拨付为由中央统一预算、分配、下拨。
2、建立异地任职和定期换岗制度。司法机关庭（科）长以上人员实行异地任职并且定期换岗。这些具有一定职位的司法人员脱离原籍，可以减少原任职地区各种人情关系的干扰，更好地履行司法职能。
3、严格司法人员的准入和任命制。在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严格的准入和选拔制度，从根本上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
4、严格财产申报制度，实行高薪养廉。在司法系统推行财产申报制度。杜绝只申报工资、奖金等明钱的形式主义。真正将财产申报制度落到实处，把司法人员的财产收入纳入有效的监督之下。与之相配套，高薪养廉，使司法人员不想贪、不愿贪，不办人情案，减少腐败的发生。
5、健全监督体制。实践证明，体制外的监督是最为有效的方式。因此，在不影响法官独立审判案件的条件下，允许新闻媒体进行深度报导，增加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黑箱操作”的发生。
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腐败是对司法公正的最大破坏。当前，在我国，司法腐败未能得到有效遏制，且有泛滥之势。摆在我们面前的防治司法腐败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勘探”司法腐败
江西婺源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臧仲秋
近年来，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不断加强自身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力度，惩治了一批腐败分子，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但以罚代刑，徇私舞弊等司法腐败现象还时有发生。人们不禁要问：司法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一现象又有何治理对策？
存在滋生土壤
司法腐败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有赖以滋生的土壤。第一块土壤：有些政法机关“皇粮”吃不饱，靠“创收”开门，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司法腐败问题。
第二块土壤：目前的法律体系不是很完善。公、检、法三家执法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这就为以权谋私提供了条件。
第三块土壤：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内，个别司法干警也产生了拜金主义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金钱建设为中心”，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徇私枉法的腐败行为便随之而来。
缺乏制约
我国司法机关目前的现状是职责混淆、体制不畅，缺乏独立性。正是由于司法权的混乱，导致监督困难，监督制约机制显得苍白无力，特别是对具体的案件 更缺乏同步性和一贯性监督，往往是问题出现之后的事后监督，具有滞后性。
查处打击不力
有的地方在贯彻中央精神上存在着查处不严，打击不力的现象。少数领导干部对“一票否决”和“政绩”在认识上有偏差，对于队伍中出现的问题采取隐而不报，其实质是庇护、掩盖，纵容了消极腐败现象。
个人主义思想抬头
一些司法干警对社会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实心里失衡，于是采取不正当手段捞取个人利益，导致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欺压百姓等司法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另外有些司法机关思想政治教育措施实施不力，一些司法干警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理性地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对金钱、名利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最终走上利用手中执法的权力，法外“寻租”致富的不归路。
探索成因是为了找到对策，如何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现象，这是司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重拳出击
强化各级司法机关领导班子建设是前提。选准选强第一把手，是加强党的廉政建设，遏制司法腐败的关键。只有好的领导，才能带出一个坚强的班子，也只有坚强的领导班子才能把得住进人关，发挥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的作用。
提高司法干警的素质是根本措施。要遏制司法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必须大力提高司法干警的素质，这也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根本之策。
理顺司法体制是关键。目前，我国司法机关的特殊职能与不能充分行使职权的矛盾，决定了司法腐败出现的不可避免性，要使中国的司法腐败整治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必须建立独立、公正、保障有力的司法机关，实行人、财、物独立，理顺法院、检察院、公安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划清职责权限，确保严格执法、秉公办案。
建立制约机制是必要手段。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各级司法机关应根据中央反腐败的目标和要求，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多层次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和对具体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目前全国政法系统推行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办案责任制等，不仅是监督制约法官、检察官公正办案的有效措施，能减少或防止“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还能大大激发司法干警学习法律，提高业务水平的积极性，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http://www.hslzw.com/printpage.asp?ArticleID=221
http://www.pp369.cn/by/zflw/sfzdlw/466.htm
http://www.cctb.net/wjjg/dds/ddskycg/200502210485.htm

『贰』 35岁的农村夫妻离婚了，谁更容易再找到对象呢，男人带着一个男孩，女人自己走的

没有在恋爱中成长，就在婚姻中试错。
2014年6月19日，某女士在北京一所离婚登记厅门前张望。
民政部发布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公报显示，2013年中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50.0万对，比上年增长12.8%，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
“我们这一代，没有在恋爱中成长，结果直接在婚姻中试错。”一位已经离婚的35岁男士这样说。
一个事实是，80后正在成为离婚大潮中的“主力”。
这并不全是80后本身的错。
这一代人的婚恋观并没有社会传说的那么随便，离婚的原因更是像顶级钻石的切面一样，复杂多面。
作为社会急剧转型的产物，较之其他代际人群，80后又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多元化的和分裂的群体，注定了他们的婚姻如同成长期所经历的时代一样，更加混乱、自由，也更加茫然无助。
逐年递增的离婚率，是更多的人在寻找自我和学习爱与被爱、尊重与责任过程中，必然付出的成长代价。
电影《失恋33天》里，有一句经典台词是这样的：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待婚姻就像冰箱，坏了就反复地修，总想着把冰箱修好。不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坏了就总想换掉。
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离婚的时代之变——离婚似乎越来越简单易得。
根据国家民政部发布的《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50万对，比2012年增长了12.8%。
这个增幅远远大于结婚登记的增幅，后者只比上年增长了1.8%。
而另一个数字是，1990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只有80万对。
80后，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人，正在成为离婚潮的主力。
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显示，这个群体约为2.2亿。
这一群人常常被妖魔化，“人人都是离婚狂”，“80后不是离婚了，就是正走在离婚的路上。”
事实上，大可不必如此危言耸听。
80后成为离婚主体的原因很简单：这个从26岁至35岁的人群，本来就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正经历婚姻阶段的初始考验。
60后、70后已经过了离婚高潮期，更希望家庭趋于稳定保守，而90后还没有进入结婚潮。
北京国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政，平时帮助北京市家事法庭汇总案例，他认为，现代开放的社会给人更多选择自由，加上80后比他们的前辈更少对传统的敬畏，更强调个人情感的诉求。
他们又是独生子女第一代，更强调自我满足，事业稍有所成，情感波动较多，离婚率高并不奇怪。
而这部分人群中知识层次越高，离婚率越高。
80后的真正特征，正在于它与改革开放相伴相随，是中国独特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与被塑造者。
80后这一代，既赶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物质富裕、科技进步，享受着比他们父辈更多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
同时也遭遇到，社会分化明显、社会流动加剧、社会问题增多、价值观念多元化等困境。
“作为社会急剧转型的产物，80后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多元化的和分谈肆游裂的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春玲认为，“较之其他代，80后是一个内在矛盾凸显的群体。”
有网友因此说，“80后的离婚原因，就像顶级钻石的切面一样复杂。“
坚硬的自我
“你的手机密码、QQ密码，为什么不能告诉我？”苏州女孩姑娘，一度被前夫如此质问。
前夫觉得，婚后必须坦诚相待，双方理应互相公开。
为此，他主动将这些密码告诉姑娘，以证清白。
姑娘却不愿意了，每个人都有隐私。
她不心虚，但感觉不被信任。
前夫是这样劝说的：
既然没什么，为什么你宁愿维护一些无所谓的隐私，而不愿意给我一点点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呢?
她几乎快要被说服。
对呀，给了也无妨，反正问心无愧；转念一想还是不对，“既然问心无愧，就更不应该给了。”
“80后更注重自己的隐私吗？”在国内一家知名论坛上，有人这么问。
45个回复中，大多是“信任更重要”“互相给对方空间”这样的句子。
每逢春节，一份“亲戚聚会发言大纲”因集中了结婚、生娃、买房、工资等个人隐私问题，引起不少网友含销的吐槽与共鸣。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宋蕾、李晓曾对全国1201名80后做问卷调查，结论显示，80后人生价值观中，得分最高的前五个项目分别是：
隐私、责任、相互依靠、成就、归属
中国人本来缺少西方式的基于个人主义价值的隐私观念，然而该研究则说明，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对国人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80后伴随着互联网成长。
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高等教育扩招，80后的大学生比例雹历、网民比例都远高于上一代。
改革开放政策，又让社会财富开始积累、文化和价值观开始多元，让80后的个人主义、权利意识更加凸显，拥有了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
哪怕在婚姻中，姑娘仍坚持着一些自己的“底线”。
比如，她不愿意为丈夫洗内裤。
内衣内裤这种，她觉得太过隐私。
她不怎么查岗，也很少干涉丈夫的经济或财务状况。
然而，在公公婆婆看来，这却是姑娘最大的“罪状”。
双方闹离婚时，公婆将这条拎了出来：“连我们儿子的内裤都不肯洗，你怎么还敢说爱他？”
婚后的丈夫在父母家住时，内裤还是婆婆洗的。
至于经济互不干涉，公婆则看作“你根本不关心他、不在意他，结了婚和没结一样!”
“可是，我给了他这么大的自由啊！”姑娘同样委屈。
手机密码、QQ密码，她一直不愿意给。
有一次，趁她不备，丈夫抢去手机，自行修改了登陆密码，开始查看她的聊天记录。
为此，两人大吵一架。
“大家都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分享的意识比较少。”回忆自己的婚姻生活，顾良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真正让她介意的是，在为了家庭付出多少的问题上，两人都有些斤斤计较。
比如，两人结婚时仍在异地生活，相距约3小时车程。
每个周末，都是姑娘去丈夫所在的城市，但丈夫从不主动过来，两人渐渐有了分歧。
从每周去一次，变成隔周去一次，最后一个月都不去，她越来越灰心，“凭什么只有我过去，你却不过来?”
丈夫则纠结于共同存款。
两人计划要孩子之前，曾讨论过存款计划。
丈夫说，自己每月存五千元钱，姑娘存三千。
姑娘是公务员，每月收入不过三千多点，表示反对。
丈夫坚持，如果姑娘不存，他也不存。
结果，这个问题没谈拢，存款计划最终流产。
夫妻两人都不愿低头，一度关系闹僵。
有几次，姑娘还是开车3小时去丈夫所在的城市，却不愿意主动告诉丈夫，在新房里孤零零地过个周末，再自己开车回来，“当时我认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而他不是应该主动回到自己家吗？”
如今，离婚后的姑娘偶尔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苛刻了，姿态是不是应该放低一些？
为了这些小小的、坚硬的自尊，值得吗？
思考再三，她的答案还是，“不能委屈求全，要有自己的底线”。
我觉得80后跟父辈不同的一点就是，不愿意凑合。觉得不合适了就不在一起了，不像我们上一代那样，即使不合适也为了种种原因可以凑合一辈子。
一位离婚者这样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留言。
不过，80后有时候也太不“凑合”了。
从业十多年的北京市怡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白宇，曾接触过一对80后夫妻。
三十多岁的双方公务员，离婚没有外因，就是为了谁洗碗、谁做饭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打架，互不理解、互不信任，最后对簿公堂。
这对夫妻的小心思让他啼笑皆非。
两人担心的是同一件事，“我今天刷碗了，就意味着今后都是我刷碗了”。
还有其他莫名其妙的离婚原因。
北京国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政，曾见过一对1989年出生的小夫妻，因为变形金刚分配不公平而诉至法院。
两人对于财产分配没有异议，各自父母置备的各自拿走，争吵到最后，还是为了变形金刚的归属。
坚持自我也是一柄双刃剑。
特别是对于80后来说，他们是传统教育与现代观念冲击下的矛盾体。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成长。
没有兄弟姐妹，集体生活经历少，更看重自我感受，不愿意吃亏、不轻易付出，很少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这让80后的婚姻生活暗礁重重。
在婚姻中试错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很多家长不允许学生谈恋爱，甚至在大学都有很多家长反对恋爱。但等到大学一毕业，所有家长都希望马上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而且最好有一套房子的人和自己的儿女恋爱，而且要结婚。
这是网上流传着80后作家韩寒的一段话。
下一句是，“想的很美啊。”
不得不承认，80后是缺乏情感经验、婚姻教育的一代。
年纪轻时被阻止早恋，工作后却被催促婚姻。
与之前几代相比，他们是改革之后的第一代；而与后一代相比，他们则成长于改革尚未全面推开的初期。
两种体制的并存、纠缠与渐变，口号与实践的矛盾与断裂，内在地撕裂着这一代人，使他们总处于一个尴尬且自我矛盾的境地。
李春玲说。
35岁的北京男人汪波结婚时，对方是他的初恋——尽管隐隐地，他心里始终有个小疙瘩。
妻子曾有一任男朋友，是汪波的同事兼好友。
这事儿是汪波婚后才发现的，两人坚称没有再联系，但深感被背叛的汪波，始终没法说服自己。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醒来就会想到这件事，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似地堵着。
这成了两人婚姻生活的一抹灰暗底色。
磕磕碰碰地过了几年后，妻子出轨，两人离婚。
“也许那个时候，我不应该那么耿耿于怀。”如今，汪波开始反思自己。
可是，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办。
他在父母的恋爱禁令中度过了大学时代。
只有一位暧昧着的暗恋对象，两人成了笔友。
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恋爱经验。
彼时的大学里，大学生恋爱同居，可能会被校方认定“违反校纪校规”，严重的还会被勒令退学。
他的童年里，父母之间很少表现亲昵。
初二时有生理卫生课，男女性器官的图片赫然印在教材之上，他们被要求自学该课程。
高三上青春期教育，老师语焉不详。
还有一位以严苛闻名的班主任，如果放学路上看见一男生一女生并肩前行，会特意走进两人中间，把他们强行分开。
离婚后，汪波认识了一位90后女生。
对方告诉他，自己已经有过4任男朋友了。
汪波很惊讶，但这位女生不以为然，恋爱也是需要经历的，“这样才慢慢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适合什么”。
我们这一代，没有在恋爱中成长，结果直接在婚姻中试错。”汪波大为震动。
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离婚家庭咨询师王军，从事婚姻工作二十多年。
他曾见过一对特别的夫妻，双方都是初恋，但婚后一直没有发生亲密关系。
妻子是女强人，很少顾家。
后来，丈夫出了轨，与邻居接触后才了解，原来幸福并不是自己生活的样子。
“类似的情况，容易发生在很多初恋步入婚姻的男女中。他们本来就缺少比较和选择，事实上是有问题的。”王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选择和诱惑往往太多了。
出轨与劈腿，成为80后离婚的一大原因。
刘政律师经办的离婚案中，第三者大多是夫妻双方身边的同事、朋友、下属，
这个年纪的男女，已经过了上网找刺激的年龄，因此与想象中不同，网恋、一夜情都不完全算是离婚的导火索。
刘政说，多打个电话、吃顿饭、发条短信，可以带给自己兴奋与心跳的情感体验时，没有人会拒绝，但也不会主动切断按钮。
只有发展到有实质性进展时，人们才会有道德压力感，原始情感很好的夫妻，有的会向左转，回归家庭；
反之则向右转，最终发展到离婚，不可收场。
结婚3年离婚率最高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位助理审判员潘庸鲁、沈燕，曾研究了2011 -2012年上海某区法院200件离婚案件。
这些案件中至少一方是80后，且都是申请判决离婚而非调解结案。
婚姻中有“三年之痛、七年之痒”的警示，她们发现，对于80后婚姻来说，这个时间已经提前。
在结婚两年内申请离婚的为26%，而在三年内申请离婚的已经超过40%，至于婚姻存续7年后申请离婚的已经少之又少，仅为9%。
一个案例是这样的：一对80后在2008年11月1日认识，相识16天后结婚，然后不到一年又以缺乏了解为由申请离婚。
另一位教授也曾提到，他知道的80 后青年“闪婚闪离”的最快速度是 25 分钟。
80后缺乏与对方磨合和适应的耐心，对婚姻不理性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自身性格的问题导致了申请离婚的时间整体提前和人数激增。这不能不说是社会浮躁之气在个体身上的显现。
两位助理审判员这样判断。
宁夏银川的姑娘孟雪，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从相亲到结婚的全部过程。
2014年12月初，她与前夫相亲，当月14日订婚，20日结婚。
举办结婚典礼的那天，不过是他俩第五次见面而已。
相亲一周后，男生托了红娘，直接到孟家提亲。
孟雪有点发蒙。
相亲只持续半小时，在双方父母的陪伴下，他俩直接对话都没有几句。
那之后，他们甚至没有短信、电话，怎么突然就要结婚?
她对前夫的印象，止于“个子一米七以上，相貌还可以”。
她本想拖到农历新年，却拗不过因生病而催促结婚的父母，头脑一热便答应了下来。
何况，她已经27岁，在当地属于晚婚晚育、被人指指点点的那一类了。
婚后一周，她很快感觉出不对劲：丈夫对她太冷漠了
他很少有笑容，吃饭时闷声不语。
就算有回复，也常常是“嗯”“啊”一类的叹声词。
除了在结婚第二天说过一次“喜欢”，丈夫再也没表达过什么情感。
2015年2月底，两人协议离婚。
孟雪清楚地算了日子，婚姻维持了2个月零5天。
“直到今天，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而结婚、为什么而离婚。”孟雪说。她稀里糊涂地走进围城，伤痕累累地退出。
如今，她重新开始相亲。
这段婚姻带给她的唯一教训是，不随意结婚，一定要深入了解。
广西姑娘白晓，结婚前与丈夫只相处了一个月左右。
她生长在城市，家庭条件优越；丈夫却来自农村，是人们口中的“凤凰男”。
她起初以为没有关系，不料，这差距让两人隔阂渐深、离婚收场。
两人的金钱观就很不一样。丈夫对自己很是“残忍”，手被割伤了，只肯去小诊所缝几针，不愿意去大医院，说浪费钱。
怀孕时，白晓没有胃口，经常买团购券出去吃饭，不过一二十块，也被节俭的丈夫埋怨乱花钱。
一旦涉及经济问题，丈夫就变得异常敏感。
有一次，两人买了一台微波炉送给乡下的婆家。
白晓记起婆家还用着铁碗，便嘱咐了一句，你们家应该买一些能放进微波炉的瓷碗了。
不料，丈夫立刻沉了脸色：“你这是嫌我们家穷吗？！”
更让白晓无法忍受的，是婆家的重男轻女。
女儿出生后，丈夫来医院看她们母女俩，却只隔着病床三四米，轻轻地抬了一下下巴。
婆婆则去测了八字，得出结论是，这个女儿将来“克”她爸爸，今后一定不能叫“爸爸”。
37岁的湖北男人小楼，去年刚刚离婚。
2007年，他从部队复员回家，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26岁的农村女孩。
小楼在家乡做不锈钢生意，小本经营，年收入五六万，足够一家人在县级市生活得很好。
然而，80后妻子却宁可去沿海城市打工，也不愿意留在这个家。
不算温柔的丈夫、公公婆婆一大家子住在一起，离她幻想的温馨浪漫小家庭生活很远，最终，她选择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潘庸鲁、沈燕的研究发现，200例上海离婚案例中，因婚前缺乏足够了解而申请离婚的占23%。
因为相处时间短，对彼此的生活习惯、婚姻态度、不良嗜好，甚至父母性格都缺乏了解，最终因婚姻与预期不符而绝望，选择放弃婚姻。
“因为不了解而结婚”又“因为了解而分离”；
闪婚闪离成为80后标榜自由和独立的标志，但正是这种草率结婚为离婚埋下了隐患，其背后反映了 80后对自己的人生缺乏某种长远考虑和规划。
父母成“第三者”
不叠被子、不洗衣。
每次吃饭，妈妈会主动把饭盛好，放在儿子的面前。
打很长时间的游戏，懒觉睡到中午十二点。
“看起来是个大人，其实还是个孩子。”顾良这样形容自己32岁的前夫。
上世纪70年代末始，国家为控制人口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总数超过1亿人的“独生子女”。
有数据显示，全国80后中，平均每五名就有一名是独生子女，其中城镇户口占七成以上。
80后独生子女，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
结婚时买房买车，婚后带小孩，几乎每件事都需要父母的帮助。
在经济与心理的双重依赖下，80后独生子女与父母间的羁绊格外紧密。
于是，父母参与到80后的婚姻中来。
结婚之前，扬州女孩阎菲曾正式向丈夫说明，婚后不能与双方父母同住。
她希望丈夫真正长大：他是独生子，从小娇惯，是洗澡连内裤都不会自己拿的那种。
听到这要求，丈夫不置可否。
婚后一个月，公婆突然带了行李，直接来到婚房外，就此住下。
自此，阎菲开始了被婆婆“控制”的生活。
婆婆定下了很多生活规矩。
比如，衣柜里的衣服，要叠得比商场还整齐。
冬天的呢子大衣，不能挂在衣柜里，要放进真空收纳袋。
家门口穿鞋时，她自然地将手撑在鞋柜上，不料招来一顿批评：“你的手脏不脏啊？怎么能放在鞋柜上呢？！”
婆婆甚至规定，如果是小便，只能用一格卫生纸。并且，结束后必须将马桶上的垫圈扶上去。
阎菲很难理解。扶起垫圈不应该是男人做的事情吗？
婆婆却坚持要她这么做。
每次，她从卫生间出来，婆婆还会多问一句，垫圈扶上去了吗?
时间一长，阎菲觉得自己患上了强迫症。
有一天深夜，已经睡着的她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自言自语：“我的马桶圈有没有扶上去?”
然后，在意识朦胧中下了床，径直去了卫生间，扶起垫圈。
“我认为，我和你父母是平等的。可以尊重他们，但不是一味顺从他们。”
阎菲越来越压抑，于是向丈夫提出，能不能由她出钱，在小区里再租一套房子请公婆住过去，不在一个屋檐下，但保持“一碗热汤”的距离。
婆婆不同意：“我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跟我分开住？我和我儿子不会分开住的！”
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军，将父母称为80后婚姻的“第三者”：
很多人没有所谓兄弟姐妹，遇见问题时，排解的唯一方法就是跟父母讲。然而，父母又绝对站在自己孩子这一方，一般父母牵扯进来就没有余地了，问题反而会升级。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一位妻子把丈夫锁在门外。
前两次，丈夫去了办公室，这还是夫妻之间的事情；
第三次，丈夫去了婆婆家。
婆婆给媳妇打电话，你老公在我这儿，你放心。
之后，婆婆就对儿媳有了巨大的成见。
我接触的很多离婚家庭，往往都是父母跟着干，吵到后来，公婆和岳父母隔着电话，哪怕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南方，照样骂得不可开交。
王军说。
阎菲与丈夫最终闹起矛盾，还是因为婆婆。
女儿出生后，婆婆坚持要按当地老方子，用明矾擦拭褶皱部位，以防止湿疹。
阎菲却不愿意。
她之前征求过医生意见，医生反对这么做，说熟矾是一种化学物品，用松花粉或爽身粉代替就可以。
婆婆却不听。
当阎菲与丈夫在房内讨论用不用明矾时，婆婆破门而入，气得双手发抖：“你不要自以为是！”
接下来便是，“你们翅膀硬了，不得了呀，我们做父母的多不容易”这类的话。
还在坐月子的阎菲，第一次回了嘴。
婆婆要求她道歉，否则，“我让我儿子跟你离婚！”
阎菲妈妈这时也在屋里，自然见不得女儿受此委屈。
这一天，两位妈妈打起了嘴仗，算是正式撕破了脸。
女儿一岁时，阎菲的婚姻最终结束了。
就像催促着他俩结婚一样，双方父母又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并鼓励两人离婚。
如今，阎菲说自己并不怨恨自己的前夫，相反，还有点可怜他。
这个在父母面前唯唯诺诺的独生子、“妈宝男”，直到上了离婚法庭还不敢自己拿主意。
法官每问一句，当事人意见怎样，他就先给父母打一个电话。
既强又弱的女性们
刘政的律师事务所里，经常有80后前来咨询。
一天，父亲一个朋友的女儿来找他，说男方要跟她离婚，给了一个理由是“他觉得我挺膈应的”。
再仔细一问，男方说，她冬天常常因为皮肤干燥掉下些皮屑落在床单上，让他无法忍受。
刘政告诉她，这没有常理，“你以前身上不掉皮屑吗？他以前怎么没觉得膈应？”
姑娘受到启发，回去找到了男方变心出轨的迹象，提出离婚。
另一个女孩子来找刘政要求律师帮忙解除同居关系，并分配同居半年期间的共同财产。
男方提出的分手理由是“觉得她身上有味”。
刘政问：“那他以前没觉得你有味吗?”
刘政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知这些女孩子是真傻还是假傻，经常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都能相信。
还原成事实就是这个女孩在QQ上认识了一个男的，聊得很开心，就跑到北京来见面、同居，然后被骗了。
她想为这段关系争取一些补偿，可这半年同居能有什么共同财产？
刘政说，等她长大了成熟了，就会发现这真的只是一个玩笑。
“看对眼”被认为是当下最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他挺幽默的，我跟他吃饭、看电影挺开心的。
刘政经常听到身边的年轻姑娘这样说：
这样的年轻孩子们谈上八次恋爱也仍然觉得自己是真爱，每次哭得稀里哗啦，每次也都很快投入下一段恋爱。
刘政说，这样的感情当然不能说是成熟，也不能构成婚姻的基石。
年轻女性对爱和感情的认知有限，而爱的能力、理性的能力跟学历、收入都没有关系。
王军认识的一位女性，是因为“夫家光膀子”的理由提出离婚的。
男方家人很随便，公公婆婆夏天都光着膀子，婚前在儿媳面前还装一装，婚后便毫不顾忌。女方则认为男方家庭粗俗，完全不可接受。
来找王军咨询的男方非常惊讶，完全不可理解：
我们好好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定是你有了外遇才离婚的，不然怎么可能因为光膀子之类的理由离婚呢？
律师刘政曾经经手的一起离婚诉讼是这样的：男方是香港上市公司老总，身家数百亿；
女方有海外留学背景，年轻高知。
双方没有第三者，因为涉及公司股价，男方不愿意轻易离婚，但女方硬是耗时耗力、不惜请律师把这场官司打下来。
让刘政惊讶的是，女方一边跟男方打离婚官司，一边还在准备生老二，她的理由是不让老大面对同父异母的孤单。
在200例上海离婚案例中，男性提起离婚申请的只有40%，而女性申请的则高达60%。
助理审判员潘庸鲁、沈燕研究发现：
这一比例虽不符常人预期但并非毫无情理可循。因为80后的女性，尤其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宠爱和教育是和男性同等的。她们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经济独立能力，并不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在爱情和家庭中追求彼此平等、强烈的幸福感和尊严感。
事实上，80后婚姻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婚姻模式正在慢慢消解。
各自经济独立、女性意识的提高，冲击着夫妻双方原有的社会角色期待，也让女性拥有了更多独立诉求、个性婚姻理念与生活选择的自由。
刘政说，如果男性出轨，许多女性包括知识女性为了维持婚姻、为了孩子会选择隐忍；
但女性出轨，男性则二话不说选择离婚。
这是法庭上的常态。
现代社会中，女性主动选择离婚的，多数知识结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等都不错，能让她在离婚后保持相当的生活水平，才会有底气离婚。
曾有一个河北女青年来找刘政，要求打官司离婚。
律师帮她分析后发现，一旦离开男方，她不太可能独立，更不可能赡养父母，女孩最终决定回去凑合着过。
离婚率高与伦理无关。现代人多少是因为纯粹的感情结婚的呢?如果结婚时感情就不纯粹，外貌、家世、财产、学历，乃至虚荣心等等这些因素都是结婚的动因，那么后面离婚也就不足为奇了。
刘政总结说。
不过，离婚率高不一定是坏事。
中国以前离婚率低，是因为大家迫于舆论压力、迫于组织干预或者其他原因，能够将就着白头到老，现代人反而不能。
他们强调个性自由、强调思想解放、强调自身幸福感的现代人不想再凑合，甚至包括“60后”“50后”们。
“不幸的家庭是相似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刘政说。
欧美中产阶级对婚姻的忠诚大多来自内心的约束和宗教的信仰，而现阶段，中国教育对人的影响远没有达到转化为自律的程度。
西方社会也经历了一个从性解放到回归传统的过程；
也许有一天，等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也趋于庞大而稳定，经历了混乱、自由、茫然无助后也会最终选择回归家庭的稳定，而这时是听从自己的内心的回归，我们才会感受到家庭、责任、情感的回归，才能体会到忠贞不渝的含义。
［富书重磅］邀请百万畅销书作家李尚龙为IP训练营第6期分享嘉宾
“网红作者IP训练营”是富书创办的一个针对写作技能提升的训练营，目前学员都是富书的签约作者，富书会不定期邀请一些当红作家给学员分享写作经验，往期分享会只对内，现在正式对外开放，欢迎共同学习成长。

『叁』 拘留所中的约束床都是什么样子的

你好，拘留所中的约束床有不锈钢的、软包的、还有塑胶的，床面上都会有一些约束工具，有的还带手柄可以升降，设计都比较人性化，具有很好的防御功能。

『肆』 在婚姻中试错的80后

在婚姻中试错的80后

现今的80后，在婚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下面在婚姻中试错的80后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1.坚硬的自我

“你的手机密码、QQ密码，为什么不能告诉我?”苏州女孩顾良，一度被前夫如此质问。前夫觉得，婚后必须坦诚相待，双方理应互相公开。为此，他主动将这些密码告诉顾良，以证清白。

顾良却不愿意了，每个人都有隐私。她不心虚，但感觉不被信任。

前夫是这样劝说的：“既然没什么，为什么你宁愿维护一些无所谓的隐私，而不愿意给我一点点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呢?”

她几乎快要被说服。对呀，给了也无妨，反正问心无愧;转念一想还是不对，“既然问心无愧，就更不应该给了。”

“80后更注重自己的隐私吗?”在国内一家知名论坛上，有人这么问。45个回复中，大多是“信任更重要”“互相给对方空间”这样的句子。每逢春节，一份“亲戚聚会发言大纲”因集中了结婚、生娃、买房、工资等个人隐私问题，引起不少网友的吐槽与共鸣。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宋蕾、李晓曾对全国1201名80后做问卷调查，结论显示，80后人生价值观中，得分最高的前五个项目分别是“隐私、责任、相互依靠、成就、归属”，“中国人本来缺少西方式的基于个人主义价值的隐私观念，然而该研究则说明，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对国人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80后伴随着互联网成长。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高等教育扩招，80后的大学生比例、网民比例都远高于上一代。改革开放政策，又让社会财富开始积累、文化和价值观开始多元，让80后的个人主义、权利意识更加凸显，拥有了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

哪怕在婚姻中，顾良仍坚持着一些自己的“底线”。比如，她不愿意为丈夫洗内裤。内衣内裤这种，她觉得太过隐私。她不怎么查岗，也很少干涉丈夫的经济或财务状况。

然而，在公公婆婆看来，这却是顾良最陆野大的“罪状”。双方闹离婚时，公婆将这条拎了出来：“连我们儿子的内裤都不肯洗，你怎么还敢说爱他?”——婚后的丈夫在父母家住时，内裤还是婆婆洗的。

至于经济互不干涉，公婆则看作“你根本不关心他、不在意他，结了婚和没结一样!”

“可是，我给了他这么大的自由啊!”顾良同样委屈。

手机密码、QQ密码，她一直不愿意给。有一次，趁她不备，丈夫抢去手机，自行修改了登陆密码，开始查看她的聊天记录。为此，两人大吵一架。

“大家都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分享的意识比较少。”回忆自己的婚姻生活，拿哗顾良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真正让她介意的是，在为了家庭付出多少的问题上，两人都有些斤斤计较。

比如，两人结婚时仍在异地生活，相距约3小时车程。每个周末，都是顾良去丈夫所在的城市，但丈夫从不主动过来，两人渐渐有了分歧。从每周去一次，变成隔周去一次，最后一个月都不去，她越来越灰心，“凭什么只有我过去，你却不过来?”

丈夫则纠结于共同存款。两人计划要孩子之前，曾讨论过存款计划。丈夫说，自己每月存五千元钱，顾良存三千。顾良是公务员，每月收入不过三千多点，表示反对。丈夫坚持，如果顾良不存，他也不存。结果，这个问题没谈拢，存款计划最终流产。

夫早敏喊妻两人都不愿低头，一度关系闹僵。有几次，顾良还是开车3小时去丈夫所在的城市，却不愿意主动告诉丈夫，在新房里孤零零地过个周末，再自己开车回来，“当时我认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而他不是应该主动回到自己家吗?”

如今，离婚后的顾良偶尔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苛刻了，姿态是不是应该放低一些?为了这些小小的、坚硬的自尊，值得吗?思考再三，她的答案还是，“不能委屈求全，要有自己的底线”。

“我觉得80后跟父辈不同的一点就是，不愿意凑合。觉得不合适了就不在一起了，不像我们上一代那样，即使不合适也为了种种原因可以凑合一辈子。”一位离婚者这样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留言。

不过，80后有时候也太不“凑合”了。从业十多年的北京市怡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白宇，曾接触过一对80后夫妻。三十多岁的双方都是公务员，离婚没有外因，就是为了谁洗碗、谁做饭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打架，互不理解、互不信任，最后对簿公堂。

这对夫妻的小心思让他啼笑皆非。两人担心的是同一件事，“我今天刷碗了，就意味着今后都是我刷碗了”。

还有其他莫名其妙的离婚原因。北京国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政，曾见过一对1989年出生的小夫妻，因为变形金刚分配不公平而诉至法院。两人对于财产分配没有异议，各自父母置备的各自拿走，争吵到最后，还是为了变形金刚的归属。

坚持自我也是一柄双刃剑。特别是对于80后来说，他们是传统教育与现代观念冲击下的矛盾体。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成长。没有兄弟姐妹，集体生活经历少，更看重自我感受，不愿意吃亏、不轻易付出，很少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这让80后的婚姻生活暗礁重重。

2.在婚姻中试错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很多家长不允许学生谈恋爱，甚至在大学都有很多家长反对恋爱。但等到大学一毕业，所有家长都希望马上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而且最好有一套房子的人和自己的儿女恋爱，而且要结婚。”这是网上流传着80后作家韩寒的一段话。下一句是，“想的很美啊。”

不得不承认，80后是缺乏情感经验、婚姻教育的一代。年纪轻时被阻止早恋，工作后却被催促婚姻。“与之前几代相比，他们是改革之后的第一代;而与后一代相比，他们则成长于改革尚未全面推开的初期。”李春玲说，“两种体制的并存、纠缠与渐变，口号与实践的矛盾与断裂，内在地撕裂着这一代人，使他们总处于一个尴尬且自我矛盾的境地。”

35岁的北京男人汪波结婚时，对方是他的初恋——尽管隐隐地，他心里始终有个小疙瘩。

妻子曾有一任男朋友，是汪波的同事兼好友。这事儿是汪波婚后才发现的，两人坚称没有再联系，但深感被背叛的汪波，始终没法说服自己。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醒来就会想到这件事，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似地堵着。

这成了两人婚姻生活的一抹灰暗底色。磕磕碰碰地过了几年后，妻子出轨，两人离婚。

“也许那个时候，我不应该那么耿耿于怀。”如今，汪波开始反思自己。

可是，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办。他在父母的恋爱禁令中度过了大学时代。只有一位暧昧着的暗恋对象，两人成了笔友。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恋爱经验。彼时的大学里，大学生恋爱同居，可能会被校方认定“违反校纪校规”，严重的还会被勒令退学。

他的童年里，父母之间很少表现亲昵。初二时有生理卫生课，男女性器官的图片赫然印在教材之上，他们被要求自学该课程。高三上青春期教育，老师语焉不详。还有一位以严苛闻名的班主任，如果放学路上看见一男生一女生并肩前行，会特意走进两人中间，把他们强行分开。

离婚后，汪波认识了一位90后女生。对方告诉他，自己已经有过4任男朋友了。汪波很惊讶，但这位女生不以为然，恋爱也是需要经历的，“这样才慢慢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适合什么”。

“我们这一代，没有在恋爱中成长，结果直接在婚姻中试错。”汪波大为震动。

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离婚家庭咨询师王军，从事婚姻工作二十多年。他曾见过一对特别的夫妻，双方都是初恋，但婚后一直没有发生亲密关系。妻子是女强人，很少顾家。后来，丈夫出了轨，与邻居接触后才了解，原来幸福并不是自己生活的样子。

“类似的情况，容易发生在很多初恋步入婚姻的男女中。他们本来就缺少比较和选择，事实上是有问题的。”王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选择和诱惑往往太多了。出轨与劈腿，成为80后离婚的一大原因。刘政律师经办的离婚案中，第三者大多是夫妻双方身边的同事、朋友、下属，“这个年纪的男女，已经过了上网找刺激的年龄，因此与想象中不同，网恋、一夜情都不完全算是离婚的导火索。”

刘政说，多打个电话、吃顿饭、发条短信，可以带给自己兴奋与心跳的情感体验时，没有人会拒绝，但也不会主动切断按钮。只有发展到有实质性进展时，人们才会有道德压力感，原始情感很好的夫妻，有的会向左转，回归家庭;反之则向右转，最终发展到离婚，不可收场。

3.结婚3年离婚率最高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位助理审判员潘庸鲁、沈燕，曾研究了2011 -2012年上海某区法院200件离婚案件。这些案件中至少一方是80后，且都是申请判决离婚而非调解结案。

婚姻中有“三年之痛、七年之痒”的警示，她们发现，对于80后婚姻来说，这个时间已经提前。在结婚两年内申请离婚的为26%，而在三年内申请离婚的已经超过40%，至于婚姻存续7年后申请离婚的已经少之又少，仅为9%。

一个案例是这样的：一对80后在2008年11月1日认识，相识16天后结婚，然后不到一年又以缺乏了解为由申请离婚。另一位教授也曾提到，他知道的80 后青年“闪婚闪离”的最快速度是 25 分钟。

“80后缺乏与对方磨合和适应的耐心，对婚姻不理性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自身性格的问题导致了申请离婚的时间整体提前和人数激增。这不能不说是社会浮躁之气在个体身上的显现。”两位助理审判员这样判断。

宁夏银川的姑娘孟雪，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从相亲到结婚的全部过程。2014年12月初，她与前夫相亲，当月14日订婚，20日结婚。举办结婚典礼的那天，不过是他俩第五次见面而已。

相亲一周后，男生托了红娘，直接到孟家提亲。孟雪有点发蒙。相亲只持续半小时，在双方父母的陪伴下，他俩直接对话都没有几句。那之后，他们甚至没有短信、电话，怎么突然就要结婚?

她对前夫的印象，止于“个子一米七以上，相貌还可以”。她本想拖到农历新年，却拗不过因生病而催促结婚的父母，头脑一热便答应了下来。何况，她已经27岁，在当地属于晚婚晚育、被人指指点点的那一类了。

婚后一周，她很快感觉出不对劲：丈夫对她太冷漠了。他很少有笑容，吃饭时闷声不语。就算有回复，也常常是“嗯”“啊”一类的叹声词。除了在结婚第二天说过一次“喜欢”，丈夫再也没表达过什么情感。

2015年2月底，两人协议离婚。孟雪清楚地算了日子，婚姻维持了2个月零5天。

“直到今天，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而结婚、为什么而离婚。”孟雪说。她稀里糊涂地走进围城，伤痕累累地退出。如今，她重新开始相亲。这段婚姻带给她的唯一教训是，不随意结婚，一定要深入了解。

广西姑娘白晓，结婚前与丈夫只相处了一个月左右。她生长在城市，家庭条件优越;丈夫却来自农村，是人们口中的“凤凰男”。她起初以为没有关系，不料，这差距让两人隔阂渐深、离婚收场。

两人的金钱观就很不一样。丈夫对自己很是“残忍”，手被割伤了，只肯去小诊所缝几针，不愿意去大医院，说浪费钱。怀孕时，白晓没有胃口，经常买团购券出去吃饭，不过一二十块，也被节俭的丈夫埋怨乱花钱。

一旦涉及经济问题，丈夫就变得异常敏感。有一次，两人买了一台微波炉送给乡下的婆家。白晓记起婆家还用着铁碗，便嘱咐了一句，你们家应该买一些能放进微波炉的瓷碗了。不料，丈夫立刻沉了脸色：“你这是嫌我们家穷吗?!”

更让白晓无法忍受的，是婆家的重男轻女。女儿出生后，丈夫来医院看她们母女俩，却只隔着病床三四米，轻轻地抬了一下下巴。婆婆则去测了八字，得出结论是，这个女儿将来“克”她爸爸，今后一定不能叫“爸爸”。

37岁的湖北男人小楼，去年刚刚离婚。2007年，他从部队复员回家，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26岁的农村女孩。小楼在家乡做不锈钢生意，小本经营，年收入五六万，足够一家人在县级市生活得很好。

然而，80后妻子却宁可去沿海城市打工，也不愿意留在这个家。不算温柔的丈夫、公公婆婆一大家子住在一起，离她幻想的温馨浪漫小家庭生活很远，最终，她选择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潘庸鲁、沈燕的研究发现，200例上海离婚案例中，因婚前缺乏足够了解而申请离婚的占23%。因为相处时间短，对彼此的生活习惯、婚姻态度、不良嗜好，甚至父母性格都缺乏了解，最终因婚姻与预期不符而绝望，选择放弃婚姻。

“因为不了解而结婚”又“因为了解而分离”，“闪婚闪离成为80后标榜自由和独立的标志，但正是这种草率结婚为离婚埋下了隐患，其背后反映了 80后对自己的人生缺乏某种长远考虑和规划”。

4.父母成“第三者”

不叠被子、不洗衣。每次吃饭，妈妈会主动把饭盛好，放在儿子的面前。打很长时间的游戏，懒觉睡到中午十二点。“看起来是个大人，其实还是个孩子。”顾良这样形容自己32岁的前夫。

上世纪70年代末始，国家为控制人口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总数超过1亿人的“独生子女”。有数据显示，全国80后中，平均每五名就有一名是独生子女，其中城镇户口占七成以上。

80后独生子女，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结婚时买房买车，婚后带小孩，几乎每件事都需要父母的帮助。在经济与心理的双重依赖下，80后独生子女与父母间的羁绊格外紧密。于是，父母参与到80后的婚姻中来。

结婚之前，扬州女孩阎菲曾正式向丈夫说明，婚后不能与双方父母同住。她希望丈夫真正长大：他是独生子，从小娇惯，是洗澡连内裤都不会自己拿的那种。听到这要求，丈夫不置可否。

婚后一个月，公婆突然带了行李，直接来到婚房外，就此住下。

自此，阎菲开始了被婆婆“控制”的生活。婆婆定下了很多生活规矩。比如，衣柜里的衣服，要叠得比商场还整齐。冬天的呢子大衣，不能挂在衣柜里，要放进真空收纳袋。家门口穿鞋时，她自然地将手撑在鞋柜上，不料招来一顿批评：“你的手脏不脏啊?怎么能放在鞋柜上呢?!”

婆婆甚至规定，如果是小便，只能用一格卫生纸。并且，结束后必须将马桶上的垫圈扶上去。

阎菲很难理解。扶起垫圈不应该是男人做的事情吗?婆婆却坚持要她这么做。每次，她从卫生间出来，婆婆还会多问一句，垫圈扶上去了吗?

时间一长，阎菲觉得自己患上了强迫症。有一天深夜，已经睡着的她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自言自语：“我的马桶圈有没有扶上去?”然后，在意识朦胧中下了床，径直去了卫生间，扶起垫圈。

“我认为，我和你父母是平等的。可以尊重他们，但不是一味顺从他们。”阎菲越来越压抑，于是向丈夫提出，能不能由她出钱，在小区里再租一套房子请公婆住过去，不在一个屋檐下，但保持“一碗热汤”的距离。

婆婆不同意：“我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跟我分开住?我和我儿子不会分开住的!”

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军，将父母称为80后婚姻的“第三者”，“很多人没有所谓兄弟姐妹，遇见问题时，排解的唯一方法就是跟父母讲。然而，父母又绝对站在自己孩子这一方，一般父母牵扯进来就没有余地了，问题反而会升级。”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一位妻子把丈夫锁在门外。前两次，丈夫去了办公室，这还是夫妻之间的事情;第三次，丈夫去了婆婆家。婆婆给媳妇打电话，你老公在我这儿，你放心。之后，婆婆就对儿媳有了巨大的成见。

“我接触的很多离婚家庭，往往都是父母跟着干，吵到后来，公婆和岳父母隔着电话，哪怕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南方，照样骂得不可开交。”王军说。

阎菲与丈夫最终闹起矛盾，还是因为婆婆。女儿出生后，婆婆坚持要按当地老方子，用明矾擦拭褶皱部位，以防止湿疹。阎菲却不愿意。她之前征求过医生意见，医生反对这么做，说熟矾是一种化学物品，用松花粉或爽身粉代替就可以。

婆婆却不听。当阎菲与丈夫在房内讨论用不用明矾时，婆婆破门而入，气得双手发抖：“你不要自以为是!”接下来便是，“你们翅膀硬了，不得了呀，我们做父母的多不容易”这类的话。

还在坐月子的阎菲，第一次回了嘴。婆婆要求她道歉，否则，“我让我儿子跟你离婚!”

阎菲妈妈这时也在屋里，自然见不得女儿受此委屈。这一天，两位妈妈打起了嘴仗，算是正式撕破了脸。

女儿一岁时，阎菲的婚姻最终结束了——就像催促着他俩结婚一样，双方父母又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并鼓励两人离婚。

如今，阎菲说自己并不怨恨自己的前夫，相反，还有点可怜他。这个在父母面前唯唯诺诺的独生子、“妈宝男”，直到上了离婚法庭还不敢自己拿主意。法官每问一句，当事人意见怎样，他就先给父母打一个电话。

5.既强又弱的女性们

刘政的律师事务所里，经常有80后前来咨询。一天，父亲一个朋友的女儿来找他，说男方要跟她离婚，给了一个理由是“他觉得我挺膈应的”。再仔细一问，男方说，她冬天常常因为皮肤干燥掉下些皮屑落在床单上，让他无法忍受。

刘政告诉她，这没有常理，“你以前身上不掉皮屑吗?他以前怎么没觉得膈应?”姑娘受到启发，回去找到了男方变心出轨的迹象，提出离婚。

另一个女孩子来找刘政要求律师帮忙解除同居关系，并分配同居半年期间的共同财产。男方提出的分手理由是“觉得她身上有味”。刘政问：“那他以前没觉得你有味吗?”

刘政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知这些女孩子是真傻还是假傻，经常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都能相信。还原成事实就是这个女孩在QQ上认识了一个男的，聊得很开心，就跑到北京来见面、同居，然后被骗了。她想为这段关系争取一些补偿，可这半年同居能有什么共同财产?刘政说，等她长大了成熟了，就会发现这真的只是一个玩笑。

“看对眼”被认为是当下最容易的事情。“我觉得他挺幽默的，我跟他吃饭、看电影挺开心的。”刘政经常听到身边的年轻姑娘这样说，“这样的'年轻孩子们谈上八次恋爱也仍然觉得自己是真爱，每次哭得稀里哗啦，每次也都很快投入下一段恋爱。”刘政说，这样的感情当然不能说是成熟，也不能构成婚姻的基石。年轻女性对爱和感情的认知有限，而爱的能力、理性的能力跟学历、收入都没有关系。

王军认识的一位女性，是因为“夫家光膀子”的理由提出离婚的。男方家人很随便，公公婆婆夏天都光着膀子，婚前在儿媳面前还装一装，婚后便毫不顾忌。女方则认为男方家庭粗俗，完全不可接受。

来找王军咨询的男方非常惊讶，完全不可理解：“我们好好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定是你有了外遇才离婚的，不然怎么可能因为光膀子之类的理由离婚呢?”

律师刘政曾经经手的一起离婚诉讼是这样的：男方是香港上市公司老总，身家数百亿;女方有海外留学背景，年轻高知。双方没有第三者，因为涉及公司股价，男方不愿意轻易离婚，但女方硬是耗时耗力、不惜请律师把这场官司打下来。

让刘政惊讶的是，女方一边跟男方打离婚官司，一边还在准备生老二，她的理由是不让老大面对同父异母的孤单。

“在200例上海离婚案例中，男性提起离婚申请的只有40%，而女性申请的则高达60%”，助理审判员潘庸鲁、沈燕研究发现，“这一比例虽不符常人预期但并非毫无情理可循。因为80后的女性，尤其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宠爱和教育是和男性同等的。她们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经济独立能力，并不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在爱情和家庭中追求彼此平等、强烈的幸福感和尊严感。”

事实上，80后婚姻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婚姻模式正在慢慢消解。各自经济独立、女性意识的提高，冲击着夫妻双方原有的社会角色期待，也让女性拥有了更多独立诉求、个性婚姻理念与生活选择的自由。

刘政说，如果男性出轨，许多女性包括知识女性为了维持婚姻、为了孩子会选择隐忍;但女性出轨，男性则二话不说选择离婚。这是法庭上的常态。

现代社会中，女性主动选择离婚的，多数知识结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等都不错，能让她在离婚后保持相当的生活水平，才会有底气离婚。曾有一个河北女青年来找刘政，要求打官司离婚。律师帮她分析后发现，一旦离开男方，她不太可能独立，更不可能赡养父母，女孩最终决定回去凑合着过。

“离婚率高与伦理无关。现代人多少是因为纯粹的感情结婚的呢?如果结婚时感情就不纯粹，外貌、家世、财产、学历，乃至虚荣心等等这些因素都是结婚的动因，那么后面离婚也就不足为奇了。”刘政总结说。

不过，离婚率高不一定是坏事。中国以前离婚率低，是因为大家迫于舆论压力、迫于组织干预或者其他原因，能够将就着白头到老，现代人反而不能。他们强调个性自由、强调思想解放、强调自身幸福感的现代人不想再凑合，甚至包括“60后”“50后”们。

“不幸的家庭是相似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刘政说，欧美中产阶级对婚姻的忠诚大多来自内心的约束和宗教的信仰，而现阶段，中国教育对人的影响远没有达到转化为自律的程度。

西方社会也经历了一个从性解放到回归传统的过程，“也许有一天，等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也趋于庞大而稳定，经历了混乱、自由、茫然无助后也会最终选择回归家庭的稳定，而这时是听从自己的内心的回归，我们才会感受到家庭、责任、情感的回归，才能体会到忠贞不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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