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全国大炼钢铁,大量砍伐树木,会给我们造成怎样的灾害
大炼钢铁会向大复气中排放大制量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污染大气，降低空气质量；导致地球上空二氧化碳大幅增加，加剧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空洞；大量伐树会导致地面植被减少，植被覆盖率降低，涵养水源的能力减弱，河流径流量变化变大，河流中下游洪涝灾害更加频繁
Ⅱ 破坏植被的研究报告
我国的华北地区由于悠久的农业开发，森林植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20世纪初的时候，山西汾河、滹沱河流域土壤侵蚀之严重，水涝灾害之频繁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严重关注。但这并未引起后来国人、尤其是决策者应有的觉悟，导致我国保留较好的东北林区在短时间内遭到迅速的破坏。本文试图就“护林”这种众所周知的“善举”难以成就的原因进行剖析，以期对今天的环境保护事业提供某种借鉴。
近二十年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对资源和环境越来越重视，把环境保护当作一个基本“国策”。目前，正在大张旗鼓地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越来越多的青山和湿地被纳入自然保护区网，这当然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无疑是件值得欣慰的事情。20世纪中，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历程表明，决策者和生产者如果缺乏长远的眼光，不能遵循森林更替的科学规律，并很好地理解“永续利用”的意义，只凭主观意志，就不能有效地保护资源。因此，提高国人的科学素养，按照科学规律安排生产和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资源和环境问题毕竟是一个需要从长远和全方位角度考虑的问题。
一．近代华北森林破坏的状况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开发历史的大国，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建设家园保护环境的经验。但由于长期强调人口的增长和发展农业种植业，使林地面积不断减少，更由于近数百年来人口压力的缘故，对耕地和薪柴的需求，使森林资源越来越少，我国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生物多样性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种情况尤以清中期以来最为明显。
众所周知，清代经过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我国人口激增，加上从美洲引入了一些适合于山区和高寒地区种植的高产作物如甘薯、玉米和马铃薯等，大量的贫民因此涌进深山老林，毁林开荒，结果使原先并不适于开垦的荒山陡坡也都种上了粮食，使自然环境遭到很大的破坏。当然水患灾害也因此频繁起来。
由于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苟延残喘的政府不可能考虑从根本上解决防灾减灾的问题，使得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不断严重起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从近代一些在华考察生物的西方人的著作中看出来。
从19世纪中晚期开始，一些在我国华北等地长期进行考察和博物学收集的西方人如古伯察（E. Huc）、谭微道（A. David）都曾在有关文章中提到他们在内蒙等地所见的森林植被破坏与环境恶化的情形[1]。另外，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指出河北北部承德、东陵等地的森林遭到迅速破坏，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也在不断地加重[2]、[3]。
不惟如此，1930年，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林学家刘慎谔先生也曾就东陵森林破坏之情形指出：
东陵自前清入关以来，附近诸山辟为禁地二百余年，草木得其自然生长，遍地成林，老树参天，山明水秀，风景不亚于西欧。民国元年以来，东陵开禁，政府设专局（林垦局）从事割伐至今才十余年间，而森林已摧残殆尽。……东陵森林割伐后第一步手续则在焚烧林下草木，次年施种，有灰为肥，收成甚佳。为山林无林木之保护，雨水逐年将昔日林下酿成之沃土渐为冲去，终至岩石露出，山瘦地薄，耕之不利，必至放弃。此时东陵诸山即完全变为今日之西山时期。此所谓“荒山”，“土山”。荒山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夏季大雨时期水不停留，直向山巅下流，沙土岩石悉被冲下，河流加涨，桥梁断截，河道更易，民房种田不择。即以民国十八年西山一带损失论之当以万计，穷民流离，怨声载道，不知者或指为天灾，岂知森林割伐之后，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
东陵在短期内先后得封禁、开禁关系，显出山林之变化，诚足贵也。然当局者之任意割伐，亦足惜也。[4]
当然，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我国文明发端很早的山西一些经长期开发的农业区的环境恶化状况。20世纪初，黄河流域旱涝灾害频繁。当时有个叫梅耶（F. Meyer）的美国人在山西五台山收集植物标本和作物种子。他发现那一带由于森林破坏很严重，滹沱河、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因为这个缘故，水涝灾害频繁发生。他拍了不少反映这种实际情况的照片，同时将这种情况报告给他的雇主——美国农业部外国作物引种处。1908年美国总统罗斯福（T. Roosevelt）在国会上作的一个关于自然保护重要性的报告中，利用他和另外一些人拍的同类照片和相关的文字说明[5]，提醒美国人注意在中国发生的不注重自然保护的灾难后果。要求大家保护森林，保护环境，以免重蹈中国的覆辙。
其后，在山西南部和中部作过植物调查的瑞典人史密斯，在《中国期刊》中发表过“山西南部和中部植物学调查初步报告”[6]指出：山西的土地被超强度利用，森林遭受严重的过度开发。当地的居民用火和斧子毁坏一切森林。他认为这与时局混乱和政治不良密切相关。其结果是侵蚀加剧，土地砂石化。要重新造林非常困难。
在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任教授和森林系研究部主任的美国学者罗德民（W. C. Lowdermilk），曾利用1924和1925两年暑假在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作过森林考察和水土流失方面的调查，写过《山西森林滥伐和斜坡侵蚀》、《山西土地利用的变迁》等论文。文章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指出山西汾河流域的宁武等地区，由于植被被随意破坏，以垦荒种地，导致当地环境恶化。气候干燥时，旱灾严重；一旦下雨，由于缺少涵养水源林，经常洪涝成灾。因为地表径流造成土壤严重侵蚀，河流淤塞，导致平原地区土地、房屋被淹。在陡坡毁林开荒的结果使自然灾害不断加重。他不但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而且也摄取了大量的图片。生动地记录了我国各地自然植被遭到破坏，土壤受到侵蚀，河流和农田水利设施为泥沙淤积所破坏，自然灾害不断加剧的客观现实。并被作为一种惨痛的教训在国外用于警醒世人。他还提出应该设法恢复森林植被，进行水土保持以减轻自然灾害[7]。可能受罗德民等学者工作的影响，后来于193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堤防造林及限制倾斜地垦殖办法”。
从上面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当时西方人的这些文章在我国的学者中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的，尤其是梅耶的资料经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上宣讲后，当时也曾由我国林学家向国人作了介绍。环境恶化到被当作反面教材的地步，按理说本国的政府和人民应该警醒，可惜在战乱期间，尽管我国的林学家进行各种宣传、教育以唤醒世人对自然环境破坏导致各种恶果的醒悟。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的政府也制订了一些保护森林植被和植造防护林的措施，有的还进行了初步的工作。但终究缺乏合适的社会大环境，这种关系建设的声音和民众的呻吟都被随时产生的炮火声给淹没了。
二．东北地区森林的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实森林的覆盖率已经很低。总体而言，东北是唯一农业开发程度较轻、保存较多原始林区的地方。根据林业部门的资料，东北大兴安岭林区有林地面积15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约62%，森林总蓄积量为14亿立方米，是我国最大的林区[8]；小兴安岭林区有林地面积为600多万公顷，森林总蓄积为6.8亿立方米；东北东部山地林区有林地面积约1000多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62.8%，森林总蓄积量为9.7亿立方米。这3 处林区的林地和蓄积量分别占全国林地总面积11528万公顷和森林总蓄积量102.6亿立方米的27%和30%。按理说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社会条件，吸取华北等地森林破坏的严重教训，做好这片“绿宝盆”的维护工作。
解放初期，东北森林的采伐方式普遍采用“强渡择伐”，当地的森林工业干部不同意皆伐的作业方式。根据经验，他们知道，用皆伐方式砍掉红松之后，再长出来的就不是红松[9]。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很多学有所长的植物学家和林学家如刘慎鄂等都曾经指出，应该保护森林植被，在林区进行采伐作业时，应该根据森林植被的演替规律，采取合适的采伐方式，以达到合理利用资源、持续利用的目的。
刘慎谔在1954年的一个报告中就森林的采伐应该采取择伐抑或皆伐方式时认为：“……择伐作业的方式，虽然不利于拖拉机的运输。但是采伐方式的目的，首先是为更新服务，保证森林的迅速恢复，不能脱离更新的利益或忽视树种生长的特殊习性，单纯为拖拉机化追求有利条件”。同时还指出：“两者相较，则以来自择伐迹地的补苗更新，优于来自皆伐迹地的植树造林。此则后者不仅在目前受有人力物力的限制，而且将受有采伐循环的影响”[10]。道明了在林区实行择伐的益处。
1957年，这位正直而富有才华的学者在“关于大小兴安岭的森林更新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就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提出了自己卓越的见解。文中严肃地指出：“森林更新的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林业技术问题。我们强调这一点，因为现在东北林区有大量的采伐迹地不能更新或不易更新，造成严重的破坏现象。有些外宾在参观我们的林区之后，提出忠告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后代子孙负责。但在森林经营部门常常只认为是技术问题，要求提高技术，改进技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不从生态地植物学的观点找出森林更替演变的全面规律性，只凭主观愿望在技术方面要求改进，则技术就会缺乏理论依据，解决不了森林的更新问题。”文中还就具体的造林问题提出要考虑造林树种的生物特性和林地的立地条件。认为：“正是由于我们在造林方面往往不顾树种的生物特性和林地的立地条件，而选定一种优良树种，逢地皆栽，结果成活率不高，说是技术问题；苗木发育不良，也说是技术问题。……但是否是技术问题，就是疑问。”文中还就当时片面强调机械化皆伐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只听到说，苏联或其他国家采用的什么采伐方式或什么样的机械化，而不问人家的树种如何？树性如何？生长地点又如何？因而就想机械地搬运过来。在森林工业部门有好多人是这样想法，在森林经营部门有好多人也是这样想法”，但这种想法无疑是片面的，“因为每一树种有每一树种的生物特性，有其每一树种的更新规律性，而不能强求一律，强求就会造成在采伐以后无可弥补的严重损失。”
1963年，刘慎谔在“动态地植物学”一文中，具体就人工植被的建立和自然植被的改造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文中反对采用皆伐的作业方式，倡导采取措施，保护森林的天然更新。面对大跃进时期一些盲目主张“皆伐”进行森林人工更新的主张，这位学者指出：“必须重新对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的树木生长量进行比较统计，不能象以前那样单凭主观想象和主观愿望”。
因此刘慎谔主张采取择伐，最好是弱度择伐。这样既有利于红松等林内更新的树种更新，也有利于保留林中的幼壮树木，从而缩短森林的采伐周期，使其迅速循环，以保证国家对木材的源源供应。另外，采用择伐还可以保全较好的森林植被，而不象皆伐那样，使林地迅速变成荒山秃岭，造成严重的水旱灾害。他还指出：“近几年来，东北的水灾不是愈来愈轻而是愈来愈重，本年夏季松花江的水位高涨，已经打破过去以前从来没有的记录……近来经过大面积的皆伐作业之后，不能不对东北的水灾直接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值得引起林业当局高度警惕的。”[11]
可悲的是，无论是林区干部的经验，还是这些“首先觉悟者”们的主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刘慎鄂这样对东北林区有充分调查，同时知道如何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学者的建议并未被当地林业部门的决策者采纳[12]，还是规定：“以人工更新为主”。因为：“在领导方面，为了要进行机械化，就强调皆伐作业，认为不同意机械化，好象就是旧脑筋不能接受新事物。……规定的采伐方式，称为‘伐区式皆伐’，现在又改称为‘窄带皆伐’……询之森林经营部门干部的意见，他们说，他们是按照制度办事，上面怎么交代，下面就怎么办，……可是更新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好象谁也没有把握。”[13]
事实证明刘慎谔等专家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即使在所谓强度择伐迹地上的红松小苗也常因为遮荫不足而枯死。在皆伐的迹地上上的情况就更为不妙。在皆伐林区，尽管留了一些针叶母树，同时进行了红松的直播造林，但是并没有红松长出，代之出现的是以糠椴、山杨等阔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原因在于红松、云杉、冷杉都是在林内更新，而全光不适于这类树木小苗的生长，因此无法直接恢复。另外，在有些皆伐的迹地中长出的是杂草。结果是“只见砍伐森林，不见恢复森林”。[14]而且情况日趋严重。
当时存在的问题在于不注意以往经验的总结。不根据客观情况，片面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盲目主张皆伐。全然不顾苏联森林面积很广，远非中国可比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也不考虑捷克、法国和东德仍然采用择伐的国家的经验。此外，一方面强调采伐工业的速度，提高木材产量。另一方面效率低下和浪费木材的现象却十分严重。有专家指出，我国当时森林资源的利用只有27%，原木的利用率只有50%。而发达国家的原木利用都已利用到80—90%以上。东德的一个教授在看到东北林区内木材的惊人浪费现象时感慨地说：“如果你们说你们的木材不够用的话，你们只要少糟蹋一些，还可以少砍一些，也就等于多生长一些。”其实只要少浪费一些，我们的森林破坏速度也会减缓一些。当时甚至流行放手采伐，然后进行全面人工造林的主张；而全然不顾森林的演替规律，以及当地森林生长缓慢和木材供应的持续性之特点；有人则从一种急攻近利的观点出发，主张放弃生长比较迟缓的针叶树种，通过重新造林以发展速生树种森林来解决木材需求和发展林业，完全不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不同需要。
由于决策者缺乏科学的育林用林思想，诚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全部伐区的任务，都集中在怎样完成和超额完成采伐任务的观点上”[15]只是抱着迅速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良好愿望。充满激情的劳动者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缺乏远见的领导指挥下，盲目地模仿苏联做法，使我国仅存的比较完好的东北的原始森林，被一片片地“皆伐”。一个个林业局，一个个林场，把颇有哲理的“斧斤以时进山林”、和“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的古训当作旧观念加以抛弃。无形中充当了可怕的“绿色杀手”。他们在剃头式地砍树过程中，虽然也有大炼钢铁和毁林开荒等盲目的破坏；但另一方面，应当承认，在短期内，林业部门确实为当时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和资金，也使自己成为富有的“林大头”。然而这种杀鸡取蛋式的掠夺自然方式，不但使天然林遭到史无前例的迅速破坏，而且也使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危机。
有资料表明，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东北林区经历着严重的过度采伐。以东北原先森林覆盖率最突出的黑龙江为例，“三江平原从1962年至1976年的14年间，该地区天然林面积减少了25%，……又如，爱辉县的北师河、西峰山、得都县的小兴安等公社，垦荒点建在小兴安岭南部的岭脊，由于毁林开荒使小兴安岭南部的兴安岭主脉，已接近被垦通，成为大小兴安岭天然防护林体系的突破口”。 “由于森林资源的日渐败落和近20余年的集中过量采伐，可采资源已日趋减少，全省48个林业（企业）局，已有35个局已感到难以维持现有生产水平，乌敏河、八面通等12个林业局，可采资源已枯竭，不得不被迫停产而转为经营局。有半数的局不能实现永续利用，积重难返。”[16]在吉林发生的情况也差不多，“1958年至1966年，长白山林区蒙受过量采伐和乱砍滥伐的威胁。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森林过量采伐尤为严重。仅以松江何林业局为例，1971年—1975年的采伐面积较前5年的多1倍，比1958—1962年多5倍。1958—1978年总采伐面积4万多公顷，其中皆伐面积有2万多公顷。虽然采伐基地大多数已更新造林，但已由高大成片的原始林变成低矮的幼丛林。特别是长白山林区的采伐量在60年代达到了高峰，与1930年开采前相比较，在降水量等方面已发生巨大变化。”[17]严酷的现实是，当遍布各地的林业局在不顾一切的向青山杀去的时候，就注定这种杀鸡取蛋式的掠夺行为不能持久。终于在这些林场、林业局一个个刀光闪闪地会师时，这些勤劳的劳动者们终于悲哀地发现，他们的面前已经无树可砍。
森林破坏导致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以上述的黑龙江省为例，它“致使气候恶化……平均大风日数每年增加22天。……蒸发量是降水量的四、五倍，十年九旱，……泰来、杜蒙、肇源、大庆、齐市（齐齐哈尔），有沙地面积1200万亩，现在洼地盐碱化、岗地沙化、草原退化。杜蒙现有土地，70%是沙地，风剥现象连年发生，1980年5月27日的一场大风，70%的耕地受灾，24万亩毁种”。 “全省的耕地土壤肥力下降，有机质含量以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的速度递减，耕地黑土层厚度以每年一厘米的速度递减……近年来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7500万亩，超过全省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每年流失土量2.5亿立米。黑龙江的森林资源严重破坏还造成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严重水灾”[18]。
随着他们不得不放下“屠刀”的同时，不但往日的经济繁荣已经不再可见，而且原先的老虎、梅花鹿、山参等珍贵的生物资源也成为昨日黄花[19]、[20]。镜泊湖等名胜，原先应有的瀑布，已经难以再现，湖边的参天大树的无情清除，使这棵东北明珠失去往昔固有深邃、含蓄的富有韵味之美，粼粼的波光没有了树海的掩映、松涛声的协拍，低矮的次生林掩饰不了长湖的悲凉和神伤。从东北这棵明珠经历的沧桑，也使人深深地体会到“风光”—“风景”—“风水”的丢失。更令人难堪的是，大自然开始了狠狠的报复，使东北地区水涝灾害加剧，1998年的洪灾使当地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而原先令人自豪的黑土地，也随着日益加剧的侵蚀而面临危机。原来在华北少林地区频繁出现的水涝灾害和严重的土壤侵蚀，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后又在东北初露端倪。林业部降格为林业局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砍树“林大头”的终结，而环保局成为环保总局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原先从资源的过度耗费已经使人们不得不把保护放到了更高的议事日程。
三．有关的思考
当然东北林区森林破坏只是我国这方面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在上个世纪下半叶，我国森林的采育和更新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和规划，一直在遭受着严重的摧残。1949年，国家计划内的木材产量为567万立方米，到1984年前后，增加到5000万立方米左右[21]。以这种速度砍树，环境恶化恐怕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有人这样写道：“在左的路线影响下，森林资源方面的政策失误，管理不善，致使全国主要采伐林区超量采伐，消耗量大于生长量。到80年代末，出现了森林资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局面。”[22]充分说明了后果的严重性。
东北林区的破坏，很好地证明，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如果不能很好地合理利用资源，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没有长远的打算，那么很快就会酿成灾难。当然首先是自然灾害，处理不当，就会使之发展为社会灾难。因为自然和社会是通过经济加以联系的。应该说东北地区的人们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是勤劳勇敢的。他们也都不缺乏智慧和聪明。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很显然，是我们的政策缺乏长远的考虑。也没有使人民真的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就是说有保护森林的自觉性。或者说他们过于相信上级，并未考虑到森林的破坏与他们和社会的切身关系，他们只是服从国家的命令，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旦上级的指示出了问题，他们是不会考虑，或者考虑也不起作用的。
另外，不尊重合理的科学建议，是这块“宝地”遭到迅速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很显然，假如在开发东被森林资源的时候，稍微考虑一下刘慎谔等林学家的合理建议，采取弱度的“择伐”，那么毫无疑问就能较好地保持森林的天然更新，使其良性循环，完整地维持这个巨大的“绿色金库”，使之更好地发挥应有的长远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按理说，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者的优良传统，但遇到一些具体的决策问题时，一些政府领导却往往忽略了这种应有的基本精神。
大家知道，在东北那种气温低、降水量少的林区，树木的生长和更新是非常缓慢的。只有分期分批把适合开采的林木逐步采伐，同时抚育那些还属于未成熟或幼龄的森林，才能使这种可更新资源达到持续利用的目的。这样做还有另一方面的好处，即保持良好的植物生态群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的造林方式存在着很突出的问题。且不论当时的形式主义，年年造林，年年不见新林出现，常搞些虚幻的数字，自欺欺人；致命的弱点体现在不讲究科学。正如刘慎谔所指出的那样，红松林的更新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的，仅凭主观意志结果只是适得其反。
这种情况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在南方的红壤土丘陵中，马尾松通常能生长在向阳和山梁上，而杉木通常生长在比较潮湿和遮荫的山坳和山坡中。而当地的一些地方干部一般只知道凭着良好的愿望，经常令百姓一座山一座山地把原来的植被砍伐甚至烧掉，然后再种上经济价值较高或生长较快的单一数种。殊不知，违反了植物分布的基本规律，结果常常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其实维护原来的植被，合理地进行适当的人工更新，比这种“整齐划一”的造林方式要经济和可行得多。在不适合地方种植不合适的树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至于在不合适的地方造林，胡乱地号召、发动群众做违反树木本身生长规律的事，盲目鼓吹“人定胜天”只能是劳民伤财。
对于森林的爱护，古人已经多有很好的论述，护林碑在我国各地都有。但是为何大家都知道护林的重要，甚至立碑强调它的重要性，为何还是不管用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法律的保障方面存在着缺陷，因而生产建设中存在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浮躁、短视行为就很容易给包括森林在内的各种资源带来致命的危害。因为开发资源非常容易显露成绩，迅速带来本部门的荣耀和种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好处，而维护资源则是一个需要耐心、进行持久而细致甚至艰苦工作的过程，成绩的显现也要缓慢得多。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初期和八十年代初期两次的所有制变革也给集体森林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头次是因为公有制使不少农民试图将要成为公有的林木尽量采伐，到手的就是自己的或是小集体的财产。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地区的山林又划归私人经营，许多农民生怕以后政策又发生变化，马上把树尽量砍伐，造成了森林的第二次严重破坏。如果我们的森林法从一开始就考虑得全面一点，对业绩的评价体系有更客观的指标，法律能被始终如一地执行，那么那种不计后果的开发方式可能就不会蔓延。
也许我们应该从我国东北林区的破坏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即涉及资源、环境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问题，应该避免主观浮躁、急功近利和片面强调部门利益。片面地迎合所谓的“建设需求”。应该充分总结以往的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有严肃的科学理论分析和实验依据，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使实践符合自然规律。急功近利往往欲速则不达，有时甚至走向劳民伤财的一面。因为这种涉及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问题，需要严谨、科学，忌讳哗众取宠、欺世盗名。一旦处理不好，将带来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不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经济财产损失，而且可能使我们的生存环境恶化，失去持续发展的先机，为以后的发展背上承重的包袱，在后人身上造孽。这种教训有过不少，这种失误不是哪个部门和团体对此负责就能了事的，追究个人责任既无可能也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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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问中国》中曾经提到，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破坏，是长江水患的根本原因。今年入夏以来、迄今仍在持续的长江超级（百年未遇）大洪水，迫使我们从学理上进一步思考和探讨这一问题。我认为，今年的长江大洪水应该视为一场生态灾难。生态灾难，是天灾，也是人祸。
今年长江大洪水的直接起因是全流域性大规模降雨。据气象专家讲，这种现象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现象是由于地球自转速度变慢而引起的、海洋与大气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地球大气环流不规则波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热带天气系统，亚热带天气系统跟着出现异常。厄尔尼诺现象与大气二氧化碳增多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也有关系，特别是大量的持续性降雨与之相关。这样看来，即使厄尔尼诺现象也与人类行为造成的大气变化有关。据说，长江流域几次大洪水，都出在厄尔尼诺现象的次年。31年如此，54年如此，今年又是这样。
厄尔尼诺现象带来了大规模的集中降雨，这是长江大洪水的首要原因。然而今年的降水量并不是历史上最大的，长江汛期迄今总流量只有200亿立方米，远不及54年的1000亿立方米，而长江水位多处多段却出现了超历史最高水位，且长时间居高不落。这就说明，导致大洪水的尚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并不是一下大雨就出现大洪水。绿色植被可以充分吸收水分，大雨季节制止山洪暴发，干旱季节保湿涵水，据专家估计，10万亩森林的蓄水作用相当于一座200万立方米的水库；其次天然的大江大河可以疏通大水；再次，与大江大河相连的大小湖泊可以调节水位。如果这些因素遭到人为的破坏，那么就会出现一下大雨就形成水患的局面。
我曾经提到，长江上游的绿色植被破坏，长江中下游的围湖垦田，是长江水患愈演愈烈的两大根本原因。
绿色植被破坏之后，地表毫无涵水功能，所有的雨水都由高处向低处直冲而下，绿色植被率很低的华北地区经常发生的山洪暴发就属此列。洪水直泻还带来水土流失。洪水冲走了地表的有机土壤，使之成为不毛不育之地。洪水所带走的泥沙则进一步淤塞河道，使河流的泻洪功能降低甚至丧失。因此，一般讲来，绿色植被破坏是水患的罪魁祸首，无论南方洪水还是北方的洪水。历史上，大规模的森林砍伐曾经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以致今日断流数百天，有成为一条内陆河的危险；也使长江有成为第二个黄河的危险。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我国的森林覆盖率越来越低。50年代的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和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劈山造田，使我国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80年代以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在许多地区是以乱砍乱伐树木为基础的。
绿色植被大肆破坏的结果，具体到长江流域，是使长江中上游成为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长江流域总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已由50年代的36万平方公里上升到90年代的56.2万平方公里。由于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有机土壤损失不说，长江流域存在严重的湖泊萎缩、河道淤积。洞庭湖年淤积泥沙1.2亿吨，50年来湖面缩小了33.2%，容积缩小了43.7%，损失洪水调蓄能力100亿立方米。鄱阳湖年淤积量也达到1210万吨，湖床平均每年增高3厘米。这样巨大的调蓄能力的损失，难怪长江水患不愈演愈烈。我们试假定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容积能够恢复到50年前的水平，以现有的堤防，今年的大洪水将有多少危险？
导致长江流域调蓄能力下降的另一原因是大规模的围湖垦田。湖泊作为长江水系的天然调节器，其被围垦之后人为的造成洪灾。围出的湖面必得修堤以挡洪水，修堤围湖的人多起来，洪水没地方去，结果是所有的堤防都得加固，不然就会被冲毁酿成洪灾。同样道理，湖面都被围起来了，长江之水无处宣泄，只得加高加固江堤。这样就造成了“垸益多，水益迫。客堤益高，主堤益卑。故水至不得宽缓，湍怒迅激，势必冲啮，主堤先受其害。”（《沔阳志》）湖北省号称“千湖之省”，我不知道现在还剩下多少湖泊。以我的家乡湖北省武穴市（广济县）为例，1948年时尚有大小湖泊33个，总面积96平方公里。经过几十年的围垦，现在只剩下3个，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现存的3个，湖面也大大减少。这次大洪水，虽长江干堤未损，但所围的湖田均发生内涝。
正是由于植被破坏和围湖垦田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长江水患愈演愈烈。从公元前185年到1911年2096年的历史，长江共发生了有历史记载的大小洪水214次，平均每10年一次。民国38年中发生大水7次，平均五、六年一次。90年代，长江流域水灾更加频繁，水位不断攀高。及至今年的超级大洪水，几乎全线超历史最高水位。数百万军民死守江堤已有月余，但还是险情不断，目前依然面临着最危险的关头。
在巨大的灾害面前，我们应当警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对我们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应有足够的反思。我们必须意识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决不应该是为了应付国际社会的呼声而做出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迫在眉毛的当务之急。如果再不注意生态环境的恢复和重建，上游的水土流失将对三峡工程构成致命的威胁，而长江中下游则难免年年告急。一味加高加固江堤以御洪水，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治标更要治本。我们的祖先大禹已经认识到治水当注重疏通而不是一味防堵。在继续搞好长江水利建设的同时，要大搞植树造林，恢复和增加绿色植被，当务之急是彻底制止长江上游依然还在进行的乱砍乱伐，要把植树造林当做水利工程来抓；在长江中下游疏通河道，有计划的退田还湖，清淤增容，发展多种经济。
长江连年水患，黄河断流，有成为一条内陆河的危险，这无疑是一个警示。如果说龙的传人命运系于黄河长江两条龙脉，那么，今日两河的状况，就是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命运的触目惊心的提示。我呼吁，“生态立国”应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并且应依此基本国策制定我们的发展道路。在此洪水依然肆虐、长江大堤继续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刻，人们应该认清，今年的长江大洪水是一场生态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