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为什么要大炼钢铁

❶ 七剑是怎么合壁的

先把七把剑按高低次序摆个七星位 都倒插在地上

然后你人站中间用你的左脚往地上跺七下 记住是七下

接着再大喊一声：“我不是SB，给我合壁。”记住喊的时候要虔诚。

然后七剑就合壁了。

❷ 中国和苏联，俄罗斯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80年代中后期，当时中国稳步发展，苏联快不行了，所以又和中国恢复了友好关系。
具体来说可以看看下面这段：
“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是八十年代外交关系的重大突破。 ”
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齐塞奥斯库时，就请他给戈尔巴乔夫捎话：“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碍这一条应首先解决，我们等待答复。”在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邓小平阐述更为充分，也更为世界所知晓。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上的实际表现和进展，1989年5月，中苏高级会晤终于实现，两国、两党关系从此正常化。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苏联撤回所有技术人员 苏共二十大 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注：参见《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这一不寻常的做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获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事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表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反映比较复杂。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总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方面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样做也大有好处，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缺点，即批判斯大林这样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说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讲错误，不讲功绩。（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页。）这表明，从如何对待斯大林这一问题开始，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观点。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不仅在内部批评苏共的做法，而且先后撰写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第一次虽然婉转却是公开地表明了不同于苏共的意见。除了在斯大林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也不赞成，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不过，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就“和平过渡”问题与苏共领导人争辩，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时，由于苏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才在会议的内部讨论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观点，要求苏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后不久，除上述两大分歧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有新发展。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间接影响。1956年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满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评苏共和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不过，相对而言，1957年以前，中苏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那么重要，那么引人注目。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况发生改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以笔者之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双方的经历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因而难免出现分歧。以斯大林问题为例，不管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确，他毕竟是从苏联的情况和苏联的需要，包括赫鲁晓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发的，而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内情并不十分了解，对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无切身感受，又主要是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的，自然看法也就不会和苏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贯英明、正确的神话，打破了苏共和苏联完美无缺的神话，也削弱了斯大林、苏共和苏联长期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思想，不仅使他们敢于怀疑苏共苏联，也敢于发表不同于苏共和苏联的意见了。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前，特别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三是经过建国初期几年的实践和发展，新中国逐渐壮大起来，中共领导人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设方面，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上台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资历、威望、经验等方面均无法与毛泽东等人相比，这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苏共和苏联领导人面前十分谨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时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现，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今天看来，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出现分歧，不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时期”那样“完全一致”倒并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双方处理得当，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不一定对既存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已为1956-1957年的事实所证明。

实事求是地说，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尽管中苏两党在斯大林、和平过渡、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有了重大分歧，双方不断产生争执，但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倒退，甚至还有新的发展，比1955年以前更为密切。其间，不仅双方继续进行友好合作，苏联还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苏联答应在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帮助中国，并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中苏两国因而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的意识形态分歧未使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当然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一是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局限于一般理论问题的范围，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并没有上纲上线，更没有激怒苏方的意图和做法，从而使争论大致上能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可见，只要处理得当，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二）

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诚然，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也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需要认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后，意识形态分歧是怎样加剧中苏关系恶化的？

笔者认为，总的说来，1958年夏天之后意识形态分歧之所以开始损害中苏关系，是因为中苏之间出现了其他新的争执，致使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并和其他争执交织在一起，而双方对分歧和争执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1958年夏天开始，中苏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分歧和争执交织在一起，使原来似乎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分歧陡然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具破坏性了。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无疑都要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苏之间也不例外。不过，在“蜜月时期”，由于双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做损害对方国家利益的事，故双方虽在一些小的问题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执。然而，从1958年夏天起，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最初的风波就是当年夏天连续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事，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毛泽东为之大发雷霆，赫鲁晓夫则为此急匆匆地飞到北京，为苏联辩解。此事后来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恶感。接着，当年8月又发生台湾海峡问题的争执。中国为打击蒋介石集团和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未与苏方磋商便发动了炮击金门、马祖之战，苏方虽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但因担心炮击金、马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故实际上对中国不满，并且进而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1959年中国为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反对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采取自卫手段。但苏方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对苏美缓和不利，破坏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和平气氛，因而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公开发表了一个袒护印度的声明。此外，苏联也对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满，而中国则对赫鲁晓夫热衷同美国拉关系颇有微词，如此等等。显然，上述争执都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彼此关系的好坏，因而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也必然损害双方的关系，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关系也会发生逆转。然而，与一般的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中苏之间不仅存在着国家利益问题，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两者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更加严重了。

❸ 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概况

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背景
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于9月10日公布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了确保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中央提出了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的要求。在“以钢为纲”的口号下，一个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不但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也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由于全民大炼钢铁，这一年的积累从1957年的24．9%猛增到33．9%。煤、电、运输、基建项目投资一年内增加了一倍。国家职工由2451万人增加到4532万人。结果不仅造成了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忽视质量、拚设备等严重问题，而且给农业带来了极大影响。在大炼钢铁中，各地组织“大兵团作战”，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一增再增，最高达到过9000万人。在农业秋收大忙季节，农业第一线的强劳力被抽去大炼钢铁，使得这一年的农业丰产却没有能够丰收。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以“一大二公”为指导思想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一哄而起。至9月底，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有12个省、市、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0个省、区有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4个省、区即将基本实现公社化，只有云南省稍晚一点，10月底实现。到10月底，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搞了“穷过渡”，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也发展起来，给农村中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的损失。 一、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个界限。
这次会议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广泛地讨论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针对普遍存在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在会上的讲话和读书谈话中，在肯定人民公社是实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的同时，反对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明确指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他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他说，将来达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不等于就是实行共产主义。毛泽东指出，有些人总想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右倾。这是错误的。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两个过渡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不可能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立即完成这个过程。这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一样，也只能逐步完成上述两个过渡。 二、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主张。
毛泽东指出，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他指出，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自足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
毛泽东针对陈伯达等人要求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的问题。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之势，一提商品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商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 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恩、列、斯对于商品和价值法则等经济理论问题的观点，以纠正一些错误认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11月9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说，“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他强调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其对一切同志有益。”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带领与会同志，认真地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❹ 谈谈1949-2009中国巨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毛泽东曾说：“我们能造什么？桌子，茶碗茶壶，还能种粮食磨面，但我们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然而，仅仅60年后，我国已建起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生产能力千百倍地增长。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三，信息电子产业世界第二，主要工业消费品产业规模世界第一。中国显现出千年未有的富足，举世震惊！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60年；这是一个变革与重构交织、海水与火焰交融的时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奇迹。
锐意改革，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跨越。
历经多年战乱，新生的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力挽狂澜，统一财经，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进行土地改革，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1953年我国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一五”计划随之展开。此后接连执行的四个五年计划，前后20余年，尽管有过挫折、停滞和彷徨，但取得了不少成绩。到1979年，我国的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累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 倍，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这套制度体系也逐渐显露出一些弊端。1979年，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和思考的基础上一语惊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首次把非公经济界定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把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1992年邓小平南巡，首次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以此为契机，同年举行的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完成了从 “对立论”到“补充论”再到“共同发展论”的飞跃。
重温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非公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其中最具活力的篇章。从1978年到2008年，非公经济从占全国GDP的不到1%增长到了65%，吸纳了全国80%的新增就业人口，贡献了 71%的税收和70%的技术创新。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解脱出来后，生产率大幅提升。2002～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上缴税金从6794亿元增长到15700亿元，年均增长18.2%。
二、扩大开放，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
改革开放前，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我国基本上处在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规模很小。1978年，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2008年达到2.5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德国，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2万多亿，跃居世界第一。现在，我国一天的进出口贸易额就相当于1950年全年的4.6倍。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质变，从出口原材料、基本消费品到高技术产品，如今，机电类产品已占出口产品比例的 90%以上。我国正迅速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联想、海尔、华为等一批民族品牌已成为世界级品牌。
1978年以前，我国利用外资基本是空白，现在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30年，实际使用外资额累积近1万亿美元。目前已有63.5万家外资企业在我国安家落户，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80多家在华投资。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出去”。2003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8 亿美元，2008年已达406亿美元，5年来年均增长超过70%。截至2008年底，中国非金融类海外投资累计已达1500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科学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不断跃升。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停滞。1978年，我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征程，国民经济从此“滚雪球”般发展起来：从1949到1986年的27年间，中国经济总量才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从1万亿元到2001年的10万亿元，用时15年；到2006年达到20万亿元，用时5年；到2008年的30万亿元，仅用2年。经济规模1978年占全球的1.8%，2008年占到 6%。我国用短短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200多年的历程，并逐步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壮大——
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薄弱，所有铁路、公路、航空里程加在一起不到10万公里，每年客运量只有1.4 亿人次。到了2008年，我国仅陆地通车里程就近373万公里，99.2%的乡镇通了公路，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6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年客运量高达268亿人次；全国货物运输总量达到249亿吨，比1949年的1.6亿吨增长156倍。
旧中国的能源工业水平极低，多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所垄断。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应格局，自给率达90%以上，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
1950年我国钢铁产量只有61万吨，而同期美国的产量是8700万吨，英国是1655万吨。为了“超英赶美”，我们曾举国“大炼钢铁”。自1996年起，我国钢产量就连续13年排名世界第一。2008年宝钢历经10年，研发出第一卷“取向硅钢”，登顶钢铁制造技术的“珠穆朗玛”。
1949年，我国路面行驶的130多种不同品牌的汽车，无一是中国制造。从 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下线，全年61辆的产量，到2008年年产934.5万辆超过美国，全球第二，不过短短50余年……
如此巨变不胜枚举，足以让历史学家着迷，奥妙何在？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总结：“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未有穷期，我们还在路上。

二 农业跨越：从“缴皇粮”到领补贴

2006年，河北农民王三妮拿出原本打算买车的8万元钱，铸造了一尊重达252公斤的“告别田赋” 鼎，560多字的铭文记录了一件大事：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再不用缴纳农业税了。至此，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弥合城乡差距，让农民更多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国家在废止农业税的同时，还出台了良种补贴、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民心大振。
农业上像这样值得纪念的大事还真不少。1950～1952年进行的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剥削土地制度，3亿多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1956年农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情绪影响，农业生产陷入低潮。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暴露出效率低、缺乏激励的弊病。十年“文革”的结束给了人们变革的勇气。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悄悄签定了“包产到户”的“生死契约”，揭开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序幕。1982～1986年，中央连续5年发出“一号文件”，肯定了小岗农民的首创精神，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激发了亿万农民劳动致富的热情。2004～2009年，中央又连续下发6个“一号文件”，核心思想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村进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多予、少取、放活”成为新时代农业的主旋律。近5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累计达1.6万亿元。正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60年农业一路跨越，成就非凡。
一、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以及人均占有量均大幅度增加。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旧中国饱受外国列强侵略，农业生产水平极低，80%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状态。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1132亿公斤，人均占有量不到210公斤。200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285亿公斤，实现连续五年增产，人均占有量达到406公斤，有效应对了全球粮食危机。我们用世界 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粮食自给率达95%！
二、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科技增效”硕果累累。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小麦、稻谷、大豆等大宗农作物机械作业面积大幅提高。全国农机总动力由 1978年的1.175亿千瓦增加到2007年的7.659亿千瓦，增长了5.5倍。农业科技已经在杂交水稻、杂交玉米、转基因抗虫棉等一系列重大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培育并推广农作物新品种、新组合6000多个。与此同时，重大栽培技术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等一大批成果的推广运用，使粮食单产由1949年的每亩68.6公斤提高到2008年的310公斤以上。特别是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水稻单产高达800公斤。
三、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农、副、牧、渔、林齐头并进。经过60年的调整，我国基本形成种植业的区域化生产。河南、黑龙江等13个粮食主产省提供的商品粮占全国的80%以上；全国已形成东北的大豆、玉米带；黄淮海地区花生、小麦带；长江流域油菜带；黄河流域和西北内陆的棉花产业带。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房前屋后、栽果种树的“庭院经济”效益明显，供应大中城市的蔬果基地发展迅猛。畜牧业生产能力显著增强。目前，我国肉、蛋总产量已居世界首位；肉、奶、蛋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渔业生产发展势头强劲，水产品年均增长率达到10.5%，比同期世界渔业增长率高出7.4%，位居世界前列。“防沙治沙”“退耕还林”等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的十大重点工程，取得成效。我国森林面积由1949年的828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仅8.6%，增加到 17491万公顷，人工林面积世界第一，覆盖率增至18.21%。
四、乡镇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化进程。1978 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09亿元，而2007年达到近1万亿元。伴随农村工业化进程，我国城镇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 44.9%，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三农”工作还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新农村前景可期！

三 民生改善：从饿肚皮到喝减肥茶

民以食为天，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天灾人祸，物质严重匮乏，粮食紧缺，能吃饱成了人们最大的心愿。张大爷家住农村，关于吃，他能说出很多顺口溜。小时候是“南瓜北瓜，天天吃它，无油少盐，稀稀呱呱”；现在，他常念叨：“70年代吃肚饱，80年代吃味道，90年代吃品质，今天我们吃健康。很多人开始操心减肥，喝起减肥茶啦！”
张大爷的故事是中国民生改善的一个缩影，这60年民生成就主要有四：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按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中国就是一个巨型贫民窟：九成人口全年纯收入不超过60元人民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改善民生放在首位。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城乡居民的收入渠道不断拓宽，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成倍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8年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 343.4元增加到15781元；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从1978年的210亿元增加到217885亿元，增长了1037倍。
二、人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百姓“不差钱”，消费自然旺，生活质量随之提高。食品消费逐步由温饱型向营养型转变；饮食服务业蓬勃发展，人们得以尽享各国美食。衣着从“穿暖”走向“穿美”；现在，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服装消费国，还是最大的服装生产国，2008年出口创汇1198亿美元。家庭生活设备逐步现代化，“三大件”耐用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转变为9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进入新世纪又更新为移动电话、电脑、私家车。2007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2.6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为31.6平方米。近年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比重明显上升，休闲、健身、旅游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是37.9%和43.7%。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农村居民现处于温饱向小康水平迈进的阶段，城镇居民已从小康向富裕水平迈进，13亿人实现了总体小康。
三、医疗卫生事业成绩斐然。旧中国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0.07个，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9.32人，人口死亡率高达20‰，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医疗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到2008年，中国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2.25 个，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59.6人，人口死亡率下降到7.06‰，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3岁，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2009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新医改方案”，突出了完善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制度等内容，让老百姓看到了病有所医的美好前景。
四、社会保障逐步完善。社会保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针对我国农民占多数的特点，政府花大力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2003年6月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试点，到2008年参加新农合的人口达到8.15亿，参合率达到91.5%，比预期提前两年实现了基本覆盖所有农村的目标。今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满60周岁、符合条件的参保农民可领取基本养老金。看来，没儿也可养老的日子不远了。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描绘了“两个100年”的宏伟蓝图——到我党成立100周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四 科教兴国：从八成“文盲”到工程师居冠

1949年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村长手中。村长不识字，找到人称“秀才”的村民读信，“秀才”看完信撒腿就跑。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嫌犯正是“秀才”本人。真实故事的背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新中国成立时，国民素质十分低下，小学入学率只有20%，文盲率高达80%,“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科学家、工程师等高端人才更是少得可怜。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专事科研工作的不足500人。
教育落后，科技自然不强。西方工业革命出现16锭纺车时，我国还是单锭、三锭；英国1922年就有3000多千瓦的发电设备，发电量达百亿千瓦小时，我们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不会制造发电设备。60年后，我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超过420万，与美国相当；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5000万，居世界之冠。“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说：“中国的技术人员比许多国家的人口都多，真让人羡慕。”我国正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华丽转身”，科教兴国正变为现实。
教育成绩有目共睹。一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86年我国颁布《义务教育法》；2000年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2007年春，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8年秋，免除全国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新中国60年，一项项力度空前的教育政策惠民生、暖民心。目前，全国适龄儿童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5%，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基础教育规模庞大，居世界第一。二是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1977年恢复因文革中断了11年的高考，中国重新迎来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春天。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我国普通高校从598所增加到1022所，招生数量年均增长9%左右。1999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1977至今的30多年间，全国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 3600万人，高校录取率从1977年的4.7%提升到2008年的57%。2008年，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27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23%，高等教育迈入了大众化门槛，世界规模第一。三是中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全面发展。2008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突破810万人，在校生达到2056.3万人。成人岗位培训有了迅速发展。素质教育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主旋律，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已经形成。
科技成就振奋人心。一是“两弹一星”铸就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象征。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突破国防科技尖端技术，我国成功研制“两弹一星”，成为新中国科技和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和科技实力。邓小平曾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二是航天科技跨入世界先进行列。2008年9月27日16时41分，我国航天员翟志刚从“神舟七号”飞船舱门进入太空，在茫茫太空第一次留下了中国人的足迹。我国从此成为继俄、美之后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的国家。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17年来，从科学研究、技术试验到工程应用，我国在卫星回收、一箭多星、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定点、宇宙飞船研制和载人航天等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又创一个“中国式跨越”的奇迹！三是自主创新成为经济社会新动力。有人评价2008年可能是中国从‘制造’迈向‘智造’的元年，一个有力佐证是：我国从事通信设备研发制造的华为公司国际专利申请量达1737件，创了世界纪录。多年来，我国制造能力占全球15%，仅次于美国，但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己的技术，导致了严重的“鼠标现象”，即我国生产的鼠标在美国一只卖40美元，我们只得3美元，多数利润被外国拿走。2004年，中央提出用1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近两年，科技投入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世界仅有。这5年的专利数量达到300万件，新中国头55年总共才200万件。我国逐步进入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个重大战略任务，教育和科技是它的双翅，科学发展观则是它的灵魂，将引导我国以钢铁般的节奏向前去！

五 民主法治：从“莫谈国事”到主席网聊

解放前，酒楼茶肆往往都贴有“莫谈国事”的警语，国人连议论国事都有入狱杀头的危险，遑论政治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做主人，政治参与渠道越来越多。2008年6月 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赴人民网与网民在线交流，成就中国网民“最幸福的网事”。温总理与民众的网络议政，已成为近些年“两会”的独特风景。不仅如此，各级官员纷纷“触网”，“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均能为国建言献策，千古头一遭！

六 文化发展：从学雷锋到志愿者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日记》中的这段话广为传颂，“雷锋精神”影响并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尽管不同的年代，它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2003年，贫困生徐本禹大学毕业，放弃了挣钱养家和读研的机会，志愿去贵州山区支教两年。那里，不通公路、不通电话，晚上只能点油灯，周末跑上 18公里山路才能寄封信。他因此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2007年，徐本禹再次志愿支教，这次是去非洲。他送给心仪女生的礼物是一本《雷锋日记》。
这只是千百万志愿故事中的一个。2008年5月汶川地震，20万志愿者自发自愿奔赴灾区，1000 多万全国志愿者参与赈灾宣传、募集捐款、运送物资；8月北京奥运会，170万名志愿者倾情奉献，创奥运史之最……这60年，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从单一中来，到多元中去；从僵化中来，到生机中去，从没像今天这样繁盛，充满朝气。

七 国防建设：从“万国牌”到现代化

1949年10月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解放军。受阅部队中有骑兵、还有马拉的小火炮。那时我军机械化水平不高，人均机械化能力只有0.2马力，不到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2%，而且武器多是“万国牌”的战利品。60年后的2009年4月23日，中国海军60华诞，胡锦涛在青岛附近的黄海海域进行了海上阅兵。核潜艇、驱逐舰、护卫舰宛如一座座移动的海上城堡；警戒机、侦察机、歼击轰炸机等新型战机编队临空翱翔。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团、14国21艘舰艇汇聚而来，共襄盛世。
回首近代中国，一个曾长久领人类文明之先的东方大国，先后遭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欺辱。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庄严宣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国防建设从此拉开大幕，60年成就非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提出了“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迅速实现了由单一陆军向多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建立起全军统一的指挥体系、编制体系和正规训练。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确立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目标。特别是海湾战争以来，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上了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两者相互促进的跨跃式发展道路，大大加快了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进程。
二、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兵贵精不贵多。从1975年，邓小平力主“军队整顿”，先后精简了200多万军队员额，但400万的规模依然过大。邓小平忧心忡忡地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在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果断宣布，裁军100万。消息传出，整个世界都震动了。1997年我军再裁减50万；2003年裁减20万，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通过精简整编，改革体制，人民解放军朝着机构精干、指挥灵便、反应快速、战斗力强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现代化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三、推进科技强军战略和武器装备现代化。抗美援朝时期，我国进口了大量前苏联武器装备。此后，我国逐步开始仿制苏式武器装备，建成大中型军工企业100多个，科研机构增加到20多个，国防科技工业初具规模，迅速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制式化和初步国产化。60年代，我国依靠自己力量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两弹一星”的成功震惊世界。改革开放后，陆军，建立起了快速机动、立体突击的装备体系；海军，建立起了海空一体、适应近海防卫作战的装备体系；空军，建立起了空地结合、攻防兼备的装备体系；二炮，建立起了核常兼备、射程衔接的地地导弹装备体系；电子信息装备，正朝着综合集成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四、捍卫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人民和平生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当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击退到三八线以南。1953年，美国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战争的胜利大大提振了中国人的信心，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此外，我军还进行了多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并取得胜利，捍卫了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向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阔步迈进，武器装备日新月异，后勤保障一体化稳步推进；永不褪色的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子弟兵——战争、洪水、地震……哪里危险哪里冲，无一不在印证他们“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八 统一大业：从相互隔绝到和平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败逃台湾的蒋介石念念不忘反攻大陆；香港、澳门也与祖国相互隔绝，统一大业任重道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以超人的智慧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的战略构想，并在香港、澳门成功实践，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人间正道是沧桑，由于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干预，海峡两岸统一之路历经坎坷，现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局已初步形成，未来前景可期。60年，中国统一之路史无前例，为世界贡献了宝贵经验。归纳起来有两点特别值得分享：

九 外交辉煌：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

60年，中国外交彻底扭转了旧中国“被迫开放”、新中国近30年“被迫封闭”的局面，最终走上了“主动开放”之路，成为世界和平的中坚，全球经济的“引擎”，好戏还在后头！

十 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