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和苏联，俄罗斯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80年代中后期，当时中国稳步发展，苏联快不行了，所以又和中国恢复了友好关系。
具体来说可以看看下面这段：
“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是八十年代外交关系的重大突破。 ”
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齐塞奥斯库时，就请他给戈尔巴乔夫捎话：“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碍这一条应首先解决，我们等待答复。”在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邓小平阐述更为充分，也更为世界所知晓。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上的实际表现和进展，1989年5月，中苏高级会晤终于实现，两国、两党关系从此正常化。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苏联撤回所有技术人员 苏共二十大 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注：参见《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这一不寻常的做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获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事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表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反映比较复杂。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总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方面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样做也大有好处，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缺点，即批判斯大林这样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说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讲错误，不讲功绩。（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页。）这表明，从如何对待斯大林这一问题开始，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观点。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不仅在内部批评苏共的做法，而且先后撰写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第一次虽然婉转却是公开地表明了不同于苏共的意见。除了在斯大林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也不赞成，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不过，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就“和平过渡”问题与苏共领导人争辩，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时，由于苏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才在会议的内部讨论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观点，要求苏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后不久，除上述两大分歧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有新发展。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间接影响。1956年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满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评苏共和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不过，相对而言，1957年以前，中苏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那么重要，那么引人注目。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况发生改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以笔者之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双方的经历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因而难免出现分歧。以斯大林问题为例，不管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确，他毕竟是从苏联的情况和苏联的需要，包括赫鲁晓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发的，而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内情并不十分了解，对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无切身感受，又主要是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的，自然看法也就不会和苏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贯英明、正确的神话，打破了苏共和苏联完美无缺的神话，也削弱了斯大林、苏共和苏联长期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思想，不仅使他们敢于怀疑苏共苏联，也敢于发表不同于苏共和苏联的意见了。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前，特别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三是经过建国初期几年的实践和发展，新中国逐渐壮大起来，中共领导人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设方面，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上台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资历、威望、经验等方面均无法与毛泽东等人相比，这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苏共和苏联领导人面前十分谨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时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现，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今天看来，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出现分歧，不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时期”那样“完全一致”倒并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双方处理得当，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不一定对既存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已为1956-1957年的事实所证明。
实事求是地说，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尽管中苏两党在斯大林、和平过渡、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有了重大分歧，双方不断产生争执，但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倒退，甚至还有新的发展，比1955年以前更为密切。其间，不仅双方继续进行友好合作，苏联还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苏联答应在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帮助中国，并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中苏两国因而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的意识形态分歧未使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当然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一是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局限于一般理论问题的范围，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并没有上纲上线，更没有激怒苏方的意图和做法，从而使争论大致上能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可见，只要处理得当，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二）
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诚然，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也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需要认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后，意识形态分歧是怎样加剧中苏关系恶化的？
笔者认为，总的说来，1958年夏天之后意识形态分歧之所以开始损害中苏关系，是因为中苏之间出现了其他新的争执，致使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并和其他争执交织在一起，而双方对分歧和争执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1958年夏天开始，中苏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分歧和争执交织在一起，使原来似乎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分歧陡然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具破坏性了。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无疑都要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苏之间也不例外。不过，在“蜜月时期”，由于双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做损害对方国家利益的事，故双方虽在一些小的问题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执。然而，从1958年夏天起，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最初的风波就是当年夏天连续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事，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毛泽东为之大发雷霆，赫鲁晓夫则为此急匆匆地飞到北京，为苏联辩解。此事后来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恶感。接着，当年8月又发生台湾海峡问题的争执。中国为打击蒋介石集团和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未与苏方磋商便发动了炮击金门、马祖之战，苏方虽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但因担心炮击金、马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故实际上对中国不满，并且进而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1959年中国为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反对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采取自卫手段。但苏方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对苏美缓和不利，破坏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和平气氛，因而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公开发表了一个袒护印度的声明。此外，苏联也对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满，而中国则对赫鲁晓夫热衷同美国拉关系颇有微词，如此等等。显然，上述争执都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彼此关系的好坏，因而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也必然损害双方的关系，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关系也会发生逆转。然而，与一般的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中苏之间不仅存在着国家利益问题，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两者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更加严重了。